欧洲自由主义史：复兴运动的影响

二、复兴运动的自由主义

复兴运动中的知识分子运动，当然对意大利的历史极其重要，这是意大利政治统一的准备；但是其主要的提倡者、追随者、评论者，却都在为它要求一种夸大的欧洲范围的意义，因而形成无数的希望与失望——其实，希望与失望都是同样错误。这种夸大的原因，应该到文学传统中寻找，这是意大利生活中几个世纪以来惟一或主要的连续因素。意大利曾产生出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这是具有欧洲乃至世界意义的知识现象，它们在失去独创性的所有迹象以后很久，还依赖着这种文化遗产，将其最初时推崇文化与科学，变成后来对回忆的推崇。狭隘而过分自信的情感，成为意大利文学界的特点，使人们无能也未准备好在欧洲文化的普遍气候中成长；甚至在外国影响占主流的时候，如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一种长期形成的民族自豪感，也在试图通过将其比之于意大利爱国文学最令人不满的部分，通过综合与平行，来贬低其重要，否认其价值。

一部书若像乔贝蒂的《Primato（首创性）》^［17］一样，以这种传统形式来建构，便会显得通晓易解，令人满意，但若从更广泛的欧洲观点看，它便显得笨拙粗陋，不得要领。乔贝蒂长期的流亡生涯，该使他比多数意大利人更有资格适于国际气候。不带任何偏见地把意大利的复兴运动看成整体，这绝无助于我们形成它之同样的基本印象。在其最重要的意义与最永久的价值上，它代表着一小部分人的尝试，而且是被选定的一小部分，尝试着通过与欧洲其他民族文化与政治机构最重要方面的迅速同化，把意大利抬升到其他欧洲民族的水平；但这一目标，却遭到一种文学虚构的歪曲与损害——它把再创造等同于原创，以对过去的浮夸弥补现实中的鸿沟。

十九世纪整个意大利的文化，存在着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腐败的上流人士的回忆，他们的孤立削弱了对自己真正处境的意识，他们的骄傲导致他们轻视自己分享的文化的益处。这种错误的爱国羞耻心，使民族被剥夺了正视自己并认识自己的缺点与局限的勇气，不仅在复兴运动时代，使民族意识的表现受到污染，而且使对这一时期的判断受到后代的窜改。它被浮夸的光环所笼罩，甚至在对对象表示好奇时，在进行研究时，它仍要离开真正批判性审查的领域；它的智力表达被赞美表扬得太多，而其真正的本质却被理解得太少。没有几个人严肃地问一问自己，为什么在十九世纪，这个国际观念交流最活跃的世纪，几乎没有一个复兴运动时期的作者，得到与欧洲人相同的声望，或者更糟的是——没有一位作者为意大利人自己所熟悉。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翻开罗斯米尼、乔贝蒂、马志尼、巴尔博、阿泽利奥或托马塞奥的著作，就能意识到某种呆滞笨重、文学俗套的气息，流露出民族观点的狭隘。

但读者若能克服这些最初印象，最终会通过这些著作认识这些著者，会发现这些人远比他们的作品要好。意大利复兴运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价值；荣誉、公正、献身、无私、忠诚，都是该运动所及的领域。大众对统一、自由与独立等问题漠不关心，导致在意大利所有地域的沉默选举，没有政党活动的帮助，而其中很少联系的人们，通过与各种政府的接触，对公共生活有了一些经验，将狭隘而严肃的荣誉意识变成共同的事业，这是地方教育的成果。这就是统一时期真正的统治阶级：如果任何人在意大利真正希望诉诸复兴运动的传统，他该诉诸的是这一阶级的道德理想，它能使政府职能饰以几乎是内在美德的外观。但是，这种可靠的复兴运动传统从意大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法拉里的《Filisofia della Rivoluzione（革命哲学）》之类表达出来的捏造，它打开了虚假历史与文学以及浮夸的运用的闸门。

在有关我们主题的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简短考察中，不要忘记，其重心严格说来是伦理问题，是我们已经说过的小型统治阶级观点的表达。

最重要的现象，是所谓温和党的原则与方案：这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原则的政党，不把自己看成政党的政党，因为它珍爱着尽量代表公民希望的较高热望；但一个自发集合在它周围的阶级对它的广泛支持，早在经济结构上颇具一致性，并通过其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加强着这种趋势。

这个政党始于运用下面的格言，即若意大利得到重造，宗派绝不要再造。它拒绝所有宗派主义精神，部分因其道德与宗教上的判断，部分则因其在宗派思想中，发现了怂恿其深恶痛绝的暴力与革命的危险。正如阿泽利奥在他1847年的方案中所说，近期的意大利历史可分成两个时期；一个从1783年到1815年，另一个从1815年到现在：第一个时期被武力所维持的权利观念主宰，第二个时期则依赖理性权利的维护。1820年与1830年的革命由秘密社团发动，属于第一时期的精神；而对道德力量的新信念，暗示着寻找将对公共舆论产生影响、并抛弃所有秘密与暴力方式的手段。^［18］

取代秘密社团，为公共宣传工作组织联盟与政党，这是不是势在必需？在那些温和派观点最有影响的解释者看来，政党与秘密社团没有区别。温文尔雅的罗斯米尼，在《政治哲学》一书中，却不惜使用极其辛辣的语言，把政党说成是“吞噬着社会组织的寄生虫，因为它的组成，都是些没有决心去做道德上正确而正直的事情的人”。它们的起源五花八门：兴趣，意见，流行的情感，等等；“但这些源泉同样可耻而黑暗。公正与道德，绝不进入政党党员的思想……；通过持续的党争来保存自我的社会，势必在内部进行着难以平息的战争。”^［19］

如此政治迟钝的典范，真是难以容忍；但它可以通过一种使缺点变成优点的异常正确性，而得到补救。归根结底，温和派对政党的仇恨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不想为自己的政策从民众当中赢得后援。罗斯米尼使我们想到基督徒对社会的拯救，是诉诸个人而不是诉诸民众；同样，他与他的朋友拯救这个民族社会，只诉诸那些能够并愿意为大众利益着想的人。人民，对黑格尔是民族的组成部分，而民族并不知他们的希望何在；而对乔贝蒂，人民单单是无足轻重的东西，无关紧要又缺乏生气，可以施加任何形式的影响。对温和派来说，没有什么比人民主权与自治的民主观念更陌生的了：统治与被统治的两种职能，在他们看来截然不同，而且从属于Tout pour le peuple，rien par le peuple（民享而不治）的原则。

因此，温和派便企图直接向本阶级的成员与意大利各邦的君主进行劝说，他们把着手进行民族联合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的身上。巴尔博的《意大利希望论》一类著作，只有放入其所处的环境——它们也是为了这种环境写出来——才能够理解；要将这些著作作为意大利复兴运动的真正文献，反而暴露了它们的贫乏。泛而言之，“意大利的希望”被改名为“意大利的失望”并非不公正，它还变成流行讽刺作品的目标，因为众所周知，巴尔博将意大利独立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土耳其帝国的灭亡上，这将使奥利地得以在巴尔干扩张，从而缓解了对意大利的压力。这一理论曾在政治问题学生的小圈子内流行，对他们来说，温和派的最温和观点便体现于他的著作。1843年，《意大利希望论》出版，巴尔博到这时，仍没有与政治自由主义产生联系。他的主要问题（Il porro unum necessarium）是独立：他问自己，自由是否能为这一目标作出贡献，而答案是不能。如果依赖军队改革内政，其实现将存在困难和危险；因此，必须将其托付给少数人。立宪会议与国民议会的现代发明是一种退步，其经历证明，它们是不断骚动的原因，特别在这样的国家，为自由进行的努力由于为独立进行的努力而更加复杂。但是，如果立宪主义的主动性不是掌握在人民手中，而是掌握在君主手中，这些危险是否仍旧存在？“严格讲来，甚至由君主执掌，这样的决定依然充满危险与争论，引人偏离对独立的追求。审议会与议会，都靠意见的分歧与分裂来维持。”但最后，巴尔博同意，如果君主有着巨大的勇气与技巧，能成功影响宪法的变化，“无疑，这个君主将获得非常有力的武器，大众的与意大利统一的武器”。^［20］

幸而并不是温和党的所有成员，都象巴尔博一样的前后矛盾；就是他，经过了1848年的经历，也回到了立宪主义问题，并形成对此问题更加成熟的观点。甚至在这次危机以前，也并不缺少坚定地断言代议制政府对民族利益至关重要的人，他们将自己与自由主义传统相联系，我们已经说过他们的来源。罗马诺西的《Scienza delle Costituzioni（宪法学）》，提供了对此问题科学研究达到的理解程度之显著迹象；在这本书中，从法国借来的“保证主义”体系，在细节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

对多数温和派成员，立宪主义是联邦制建议有用的起点，他们的方案正是从联邦制展开的。他们从所有的革命倾向退缩开去，考虑到在引导人民走向民族联盟的同时，现存的政治组织形式却原封保留下来，他们建议人民与其可敬的君主之间的契约，以表达这种和谐的愿望，并约束签约各方履行之。因此，宪法将带来两种保证：一种针对君主，制约他的任何脱离联盟的倾向，或其他与民族目标相分歧的倾向；另一种则针对人民，将他们的政治渴望束缚在法律与秩序的范围内。宪法的基本组织——议会，因而具有君主与人民间的中介政治团体职能，分享着二者的本质。

但是，为了使议会能够行使这种职能，它必须完全没有法国宪法固有的缺点，罗斯米尼曾试图将这些缺点全部列举出来。它鼓励擢升的过分野心，它形成极端的政党情绪，它对人民的变化无常过分重视，它未能有效保证公民自由，它听任宗教受政治利益的摆布，它没有给出与地产成比例的代表制，以平均大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作为温和派中的极端主义者，罗斯米尼实际上愿意看到与投票人付给国家的直接税成正比的选举权；所以，赋税不是由人来支付，而是由他的财产来支付。^［21］

但除去这些激进的纠正，更为理性的温和派则满足于提高选举的财产资格，以保证政治团体不受民主的玷污，形成大中农业财产宽容的信念。温和派的政治理想，就是十八世纪英国半封建的自由主义，并调以作为新时代成果的更活跃的社会公正情绪。但是，两种历史形式的心理学，存在着深刻的不同。十八世纪的英国人深切意识到特权与传统的自由，从未受到人之为人普遍权利的挑战；而现代模仿这一传统的人们，却分明记着的理性主义与革命的自由，他脑中对此破坏性后果的印象，还杂以恐惧，以及通过使之变得无害的保护措施来防止它的愿望。现代自由主义的精神，从这种观点出发势必遥不可及。强烈冲突中的进步观念，力量的丰富多样的观念，通过自由与艰苦的劳作，找到了政治上的焦点，并赋予其民族历史生活的所有财富；然而却发现，这种焦点永远也不会被思想所掌握。它的民族政治的概念太嫌简朴静止；民主的躁动扰乱它、困扰它；而它把政治阶级内部大同小异的平庸，视为公共事务有序实施的必要素质。因此，温和党提供了有能力的行政官员，正直的法官，清白的部长，对国家整体不失为宝贵的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能力平庸的政客，在加富尔的影响下，勉为其难地服从于雅各宾派民主的力量，并在被剥夺了必不可少的向导以后，失去所有的方向意识。他们不与人民接触，在所有人民觉醒的迹象中发现了革命的危险，只能使自己的保护态度更加强硬——而这是更为现实的危险，因本该包括在国家之内的力量，他们却使之在国家之外自行发展，并与国家相对抗。

温和派的哲学，与这种受到束缚的自由主义完全吻合。政治领域里对自由的恐惧，与理论领域里对理性的恐惧密切相关。两者在历史上曾经一同出现。在理性主义的名义下，个人与政治权利被宣布为不可侵犯的权利，旧制度的传统与权威受到唾弃，无约束自由的所有暴行也随即出现。面对这种原则破坏性的后果，意大利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与欧洲相似——俨然受到复辟冲动的激励。它已经迫切感到了无政府主义的理性主义危机，希望建立一种障碍，以反对个人力量的新爆发。

他们自己提供了两种对立的选择。一是改善革命思想的理性，完善生活中的批判——这样的生活被委诸半完成状态，处于肤浅的水平，仿佛破坏比重建更加突出；是反思和调解那些未得到反思与调解的事物。什么是理性过度破坏的原因？事实是，它作为准物质的原则，所有的扩张与延伸从未回复自己，而是从一事移向另一事，全无差别，在个人化的色彩下分裂成独立的原子。而新的思考，必须给予理性以立场：必须加入批判与历史的观点，必须恢复到精神，恢复那在批判的第一阶段被夺去的所有理想化而更新的精神。一句话，必须灌输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革命，发现稳定社会可以植根其上的新基础；鉴于这种革命，在起源上受到笛卡尔及其十八世纪门徒不彻底的抑制，在扩张中失却了自身，又被摧毁殆尽，无从恢复。这就是德国哲学家所实现的伟大工作真正的意义。

但是另一条道路是向思想开放的：否认和放弃这种破坏性的理性主义；追求外在超越的稳定原则，避免所有专横的侵犯。这一原则由宗教提供，伴随着它的教条，它的信念，它的权力主义结构，以及它古老的反抗现时代攻击的制度。这岂不是安全稳定的基础？所以它为反革命的第一代——德·梅斯特、德·博纳尔、巴朗什与施莱格尔所接受。对意大利人的思想，这种可能性似乎更有吸引力也更有前途，他们刚刚对自己的民族性产生觉醒，就在天主教会当中发现了最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这是从其过去几个世纪的工作中存留下来的。

温和派的哲学，以罗斯米尼与乔贝蒂为最典型的代表，但是在所有其他人则未免含蓄；他们的典型特征，就是在这两条路上同时行进，同时使自己适应着批判与教条，反思与传统，自由检验与权威。但这种行进，不久就使它不能满意，而后又变成了痛苦。正如他们说的，这两个概念根本不可调和；而思想，却在徒劳地试图同时把握二者，永恒地从此方摇摆向彼方，永远发现不了平衡的位置。

这种内在不协调的原因在于，意大利思想永不曾深刻体验过革命的危机，而只是间接地感觉到它；同样，它也从不曾有过自己的浪漫主义反革命，而只是思考到它。因此，综合的概念呈现出衰弱枯竭的形式，呈现出折衷主义调和的敏感。从天主教身上剥去反动的外衣，从自由理性主义身上剥去革命骚动的外衣，而使它们友好相处，这似乎轻而易举。因此，就产生这种以教皇为重心的自由复兴运动观念，占据了1848年未成功革命的舞台。

这是乔贝蒂《Primato（首创性）》一书的全部论点；但却前后矛盾，令人失望。从哲学观点上看，人一旦踏上理性主义之路，就不可能停下来，因为不论给理性的限制是什么，也总是一种自我局限，因而本质上讲能被违反，绝不是天主教观念中的信条。从政治的观点说，企图使教皇成为意大利传统的中心，不仅作为天主教会的首脑，也是世俗的君主，这不过一种幻想而已——在马基雅维里的国家里出现这样的幻想，真够叫人莫名其妙。

乔贝蒂温和派观点的大行其道，只能证明他们政治上缺乏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在党的内在结构与其历史任务之间缺少和谐。说到底，这是个不顾本质强被置于革命位置的保守主义政党：它的理论自相矛盾的折衷主义，背离了它同时拯救新势力与旧势力、君主与民族统一、天主教与理性主义、开明专制与自由的抽象愿望。粗暴地推行这一政策的温和派，好比想作煎蛋卷，却又不肯打碎鸡蛋。

在这种大量的温和派意见之外，复兴运动呈现给我们与之对立而更为个人化的特征以及更为现代的观点。

第一个直接批判乔贝蒂、巴尔博和阿泽利奥计划的观点出现得甚早，是1846年皮埃蒙特的将军加柯莫·杜兰多在《论意大利的民族性》一书中提出的。杜兰多起而作为圭尔夫主义的反对者，他在这一种古代传统中，发现的不全是被当做意大利分裂永恒原因的国家力量。他也反对吉伯林的传统，其君主制原则是“我们民族惟一的统一与组织力量”。那么，什么才是“新生的”原则？是自由。

在第二个主要观点上，杜兰多又与巴尔博公开对立，不像巴尔博那样认为，相对于拯救意大利的伟大目标，政治自由的牺牲不可避免。而巴尔博表达这种尖锐的判断时，他的思想中又是什么样的自由？仅仅是古老的中世纪自由；“自由愚昧，盲从，错误地规定，错误地理解，又为封建主义所腐蚀，与人的尊严不能相容”：正是因此“成为罗马圭尔夫派妨碍我们民族统一的保险的武器”。

但有个与中世纪的自由非常不同的现代自由，它通过代议制政府的方式，通过思想自由，通过政府行为的公开性，以及公共事务上本民族更为明智的合作，会成为“道德集中的焦点，我们获救的旗帜”。惟有现代代议制机构，能将分散勉强、甚至充满敌对的意大利民族各部分，融合成一个共同民族，而且提供了现代国家在许多方面更容易实现的伟大任务。他把赋税看成是：

由代议制机构在主权者与民族之间建立的相互契约，纳税人找到对新税收使用权的保证，而债权人发现其贷款道德上的安全。反之，如果王朝致力于从人民中分离，公共信用的力量将被削弱减少，因为它主要依赖保护它的政治资本之不可剥夺性和确定性，代表这些特质的王朝主权必不至灭亡。

杜兰多尤其感兴趣的领域是军事，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后手段。它不能提供优势兵力，除非靠公民的军队：“没有国家的公共精神在政治保证中发现其所拥有的精力与奉献，这支军队同样不能存在。”

“如果公民们，”杜兰多在我们将全文征引的卓越文字里还写道，“在其政治新生的最开始，因内部或外部的敌人而惊恐，他们将不能以必要的方法保卫国家，除非他们完全确信，作为其牺牲的代价，事物的新秩序将得到保障。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奔赴边境，也可能只是勉为其难——如果他们不理睬沉默的说客与报章的话，这就是专制恢复或已经临近最确定的标志。国家正与敌人在国门进行战斗的可怕时刻，宗派、运动、混乱确实会兴起，但这只是异常现象的异常产生。对一个伟大新生原则之应用的绝对抵制，仅仅因为迈出第一步是困难的，就如同仅因第一次吃起来不舒服，就拒绝维持生命的药物一样。难道我们希望——而如果希望，我们就会去做——让堕落的人民对抗炮口，受到损害和牺牲？让我们用信心、热望与激情去鼓舞他们；让我们努力用公共生活的所有活动与吸引力来唤醒他们。他们也许会疾首蹙眉，他们甚至会大发雷霆，但是他们也会奋斗；他们也许会反应过分，但是他们也会奋斗，他们将拯救自己的国家。在危险时对内部不团结的恐惧，是通行的借口，是叛徒与懦夫永远的烦恼。”^［22］

这才是真正的现代自由主义。这是桑塔罗萨的精神，在新一代士兵中的再生和进一步的体会；但是，这只是孤立的现象。更为丰富的是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分支，它从古典经济学家与曼彻斯特学派借来自己的理论方案，同时在北意大利的经济发展中，发现有利于其实际行动的条件。经济自由受到热情的宣传家费拉拉率领的经济学家们的拥护，这在实践中预示着，上意大利生产能力的自发方向，乃是更大的意大利市场——虽然这种能力被专制政府引离了目标，并在狭隘的地方市场当中失去了活力。在这里，自由的价值，作为民族统一的因素，以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出现，形成反对温和派企图将此二者分离的第二个关键论点。

要估计经济研究对农业与工业资产阶级现代化的贡献，一定要记住，这些研究构成了加富尔的个性，而他是复兴运动时期惟一真正的全欧洲人物。加富尔显然不存在阻碍农业阶级智力解放的先天狭隘性。尽管出身小地产贵族，他却成功地完全摆脱了这个阶级的智力态度，获得了社会经济功能极现代化的观念。他的科学教育，得之于曼彻斯特派自由主义的学校。1848年以前他出版的关于反谷物法联盟与爱尔兰问题的研究，与当时文学中的任何东西一样优秀；与巴师夏的夸夸其谈不同，他的著作展示出一种现实意识，一种对超越教条公式之上的事实的偏爱。对于曼彻斯特学派，加富尔不仅得到交换法则的普遍观点，还得到更加深刻密切、不可以抽象科学概念表达的东西：一种对现代工业社会扩张权力的意识，一种对个人能动性与事业的信心，要摧毁旧习惯，好在充满希望与危险的新路上出发。这是受十九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影响的自由主义骚动，相对于呆滞农业之真正价值。在意大利，工业主义的精灵来得较晚，也并不十分有力；而其在复兴运动的顶峰时期隐而不现，便增加了对加富尔之流的称赞，他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促成这精灵的现身，并以其力量，尽其可能向当时温和派舆论的麻木施加影响。

现代商业的天才，表现在加富尔的铁路建设计划当中，^［23］这与当时皮埃蒙特小王国有限的利益殊不相称，而是符合着未来的需要。同样的观点，同样的根本上缺乏现代与未来的平衡，也表现于他对克里米亚战争的参与。加富尔的国内政策，赢得了保守者与革命者、温和派与民主派在一个单一民族计划中的合作，无论他们之间多么充满敌意；这政策也极好地与复杂的国际政策相适应，给这天才俊杰的权力以充分的用武之地。在加富尔的著作里，我们第一次在意大利历史当中，感到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的活跃精神；这个国家蕴含着强烈的冲突，它们与种种暴力冲动缠在一起，其中任何一种孤立存在，都是毁灭性的灾难，可是当它们相互结合起来，却成为生活与进步的因素。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政党，其观点狭隘之极，以至每个政党都不仅相信自己就能拯救意大利，而且相信自己的反对党是在做着某种破坏工作。但在这种冲突之上，有一种彼此平等的合作，真正是殊途同归。显然，这种组合或综合，只有通过国家的手段才能实现，只有通过这样的统治艺术，即给每个政党公平的机会，信托控制着人类自由的竞争与选择进化的理性。正是加富尔的个性，代表着这种国家，也代表着这种自由主义统治艺术，由此，冲突中的意大利各种力量，在复兴运动时期，被集中于单一的政治焦点。

我们述及的加富尔作为经济学家充满活力的观点，使我们想起另一个人，他同样充满现代精神，但更限于利益与行动的领域：这就是伦巴德·卡尔罗·卡塔内奥。如加富尔一样，卡塔内奥也在表现新的工业主义与自由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早已经遍布伦巴第的农业资产阶级之中。他说，这里有两种十分不同的农业。一种是原始的，野蛮的，可悲的，没有建筑，没有机械，没有道路，没有水利，没有贸易；其大部分产品无法出口，而是作为无用的垃圾浪费掉。另一种农业则是早经建立的贸易晚近的产物，得到所有经济力量的帮助，以及所有科学知识的指导。这就是上意大利无数杰出的自治城市，与下意大利及群岛上的悲惨城市之间的区别。种植工业是人民商业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不是自然天才的产物，也不是田园精神的产品，而是在其自身的时代，从那些使资本与工业进入土地的机构与法律中产生的。农业是文明的行为，不是野蛮的行为；它产生于城市。^［24］

因此，它的进步要求人的因素同样的发展，这一因素，严格说来是在工业中使中世纪贵族体制向现代大商业的转化变得可能。工业化的农业，也同样要求智能性劳动，要求思考，要求生活在高水平中，并要求享有所有现代公民的权利。自由主义的要求，内在于新的农业之中，因而必须尽可能扩展于所有的土地耕作者，在他们中激发人的个性意识、能动意识与责任意识。因此，卡塔内奥的自由主义导致民主制，也就是说，将自由推广到乡村大众，而不是局限在拥有特权的土地所有者之中。(www.xing528.com)

北部的农业自由主义，与南部的自由主义有着深刻的区别，这在波埃里奥与斯帕文达身上得以体现。北方自由主义的兴起，不是超出农业之上，而是出现于农业之中；这是拥有土地的资产阶级这一狭隘阶级的表达，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旧封建贵族的某些权力，依赖租金——或者说，是依赖农业产品的剩余生存，并从事于自由职业与公共生活。这一阶级的自由主义是文化的成果，也是政治与法律教育的成果，它与土地的联系仅仅是间接的，并不倾向于农业生产者的解放。南部意大利却不是如此，不论1848年以前还是1848年以后，都认识到农业民众的解放将是国家重建中的因素。最有才智的南方自由主义者——西尔维奥·斯帕文达，独具慧眼地认识到自由主义内部民主问题的存在。

在北方自由主义对南方自由主义的尊敬中，便可以解释这种至上的地位。南方的自由主义产生于过狭的领域，将地位低下的乡村与城镇人口排除在外，他们对所有现代生活的要求漠不关心甚至充满敌意，被控制在奴隶性的屈从状态下——而控制他们的人，本该在利益与义务的驱使下，将之提高到更有价值的状态。对比而言，正是这种狭隘性，使南方自由主义更为严格地选择代言人，并使之从古老而更重要的意大利君主制传统中得到训练。甚至在那不勒斯王国完结之后，这些人仍能保持与南方国家组织的联系，所以在此地区，尽管社会落后，却在统一的君主制建立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

在结束对复兴运动政治倾向的回顾前，应注意到在对卡塔内奥思想的观察中，已经提及了民主制度。

朱塞佩·马志尼被正确地认为是意大利民主制的奠基人。但是，对他的著作的评价通常都忘记了，多年的流亡生活，使他很难对他从远方热情而抽象地所称的“人民”，获得精确而具体的知识。马志尼通常感兴趣的社会、政治、宗教的问题，实际上更多涉及英国与法国而不是意大利。他的政治与宗教上的神秘主义，属于拉芒内、圣西门派、勒鲁和维内的传统，这只是改革运动的分支，意大利也对此最为陌生，在意大利，天主教的反改革观点几乎惟有在人本主义起源的宗教怀疑论中，才发现了自己的补充。“上帝与人民”的公式，注定收入意大利的公式大全，但却不能在民族的心里，唤得起任何反响。

在马志尼的思想里，这并不能与其他因素相分离；这是一个系统的重心，没有它，这系统势必失去其历史与理想的特点。正是在其宗教的社会观点名义下，马志尼批判了自由主义者中无政府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个人主义，也批判了竞争、契约自由与主观权利，认为这将劳动者贬低为商品，并破坏了人民精神的神圣统一。这些批判见于西斯蒙第、圣西门派、傅立叶派、欧文、金斯利等人的著作，对此我们和马志尼正是同样的熟悉，在此不再重复；而这些观点，对其所由出的社会环境是完全公正的。与那些影响了他的人一样，马志尼在思考着英国十九世纪早期的工业社会，及其无情的个人主义，它在工人阶级中产生了大量的苦难；反之，也在保守派、温和派与浪漫主义者中，激起大量的人文主义情感。马志尼未曾想到的是意大利社会，这社会尚未因工业革命而繁荣，也未被封建主义之网所束缚，很大程度上被逐出了法律的领域，只存在于传统与风俗之中。在意大利，对自由个人主义的攻击，可以说并不成熟：需要多一点个人主义的精力，才能使意大利驱散习惯的重压；而这将适时地，通过对立，通过保护，自发产生基于自由联合或国家支持的民主组织。但是在意大利，马志尼发现的这种产生于无政府主义与残酷自由（对此意大利人从不知道）废墟上的联合主义，又有什么意义？一个农业国，农业处于落后和半封建的状态，又有谁在实现这种联合？

马志尼的民主制，对意大利的现实来说极其陌生，而他徒劳地试图将其作为义务，强加于意大利，因为在这里既没有自发的需要，它仅仅剩下一种形同虚设的规定。由此产生的布道性语言，害得马志尼的著作难以卒读——因为布道的本质，是在听众面前展示一种义务，而一般说来，这并非直接产生于他们生活的事实当中。

马志尼民主制的主要追求，是对政治形式给予充分而全面的接受。在这个时代，在1830年到1848年间，法国宣告结束了改变政府外在形式的纯政府性革命时代，接下来的革命将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其主角不再是政客的派系，而是人民的集团，其目标则是社会价值的再分配。马志尼为意大利梦想的与此类似，便是一场人民革命，开创公正和劳动的王国，同时实现民族的政治统一。这观念倒是不错；但所有的乌托邦也都不错。而马志尼注定要做的实际工作，却是致力于他所幻想的政治革命，这遵循了法国与英国的榜样，也是一种过去的往事。社会信仰与道德国家徒劳的布道者，在实践中却成了秘密会社的高效率组织者，共和理想的支持者，反圭尔夫派封建主义的统一战士。他立足于纯粹形式的政治立场，想着可以在这里遇到他乌托邦的人民，但事实上他遇到的，仅仅是阴谋家、共和派与反教士者活跃的小团体。

因此，马志尼对复兴运动的主要影响，不在于起着前所未闻的预言的作用，而是承担着传统赋予他的相对简单的形式，是“雅各宾”鼓动家的作用，推翻和窜改多数实践政治智慧的盘算，并投身于统一的冒险事业——这对于温和的多数派常识，乃是幻想和荒谬的事情；但他达成了明确的政治成功，而他最有能力的对手，也仅仅是将自己卷入了毫无成果的封建主义。这就是为什么马志尼的行动与加里波第关系密切，在这种联合当中，可以摧毁使政府与实现最热切的民族希望相对立的障碍。

那么，马志尼式民主制的要点又是什么？这是与欧洲其他国家民主的意义十分不同的东西。在英国与德国，它是工业劳动的巨大组织；在法国，它是广泛传播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是对平等价值的意识，是热情保护其永恒的原则。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运动，具有有机与持久的特点。而这一切，在意大利都不存在。在意大利，民主制就是行动中的政党。它是露天广场，少数政治鼓动家一度控制着这里，使内阁无所事事，并制造未曾预见到的新事实。这种行动颇为幸运：没有它，温和派的思想将一成不变，意大利的统一也将永不能实现。但是与此同时，如此的民主中，不包含任何能在短暂的革命爆发中保存下来的持久而有机的东西；它无力管理或享有其征服的永久性成果。因此，民主行动的胜利，依赖于温和派的政治才智，他们将广场上的胜利转变成稳定的政治有机体。这就是对这种表面的悖论的解释，由此，意大利由所谓的民主派创立，又在正式政党对他们的憎恨中得以组织与管理。

这种结果，无论对我们如何可以理解，对马志尼之流幻想建立真正民主制，既能破坏也能管理的人，却一定意味着深深的失望。他的判断被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所歪曲，使他认识不到他笃信自己能实现的新意大利，其实仅仅是他的梦想。从事实上看，新意大利只是在他之为政治鼓动家的著作里，才可能制造出来。

民主制作为独立而持久的组织，在意大利只是在社会主义兴起以后才得以产生。社会主义是第一个拥有严格社会内容的政治运动，并与民众产生永久性联系，以使他们从冷漠状态中崛起。马志尼的民主制，就缺少这种真正流行的特点；其最明显的证据是，当他观察到社会主义的最初努力，当他认识到其与他自己的社会概念崇高的道德主义相去甚远，他对社会主义怀有深刻的反感。但社会主义真正为其福利献身的人民，毕竟是真实的人民；在不幸的非政治性民众中，其粗陋的自我利益福音，产生出第一缕人性与联合要求的曙光，将他们导向人类自由与个性的宝贵财富。这正是马志尼全力以赴的价值；但他的设想，却归诸一种抽象的理性存在，当它们仿佛被暴民的卑下行为所玷污，他对此就更不能忍受。

意大利的危机是1848年：这场危机颇有益处，尽管从政治上说是没有结局的，因为它展现了温和派与民主派的矛盾与幻想，展示着他们彼此间缺乏理解的灾难性后果，也指出他们可能合作的共同方面。这次危机最好的结果，出现在忙碌而活跃的1849年至1859年之间，抛开其外表的话，这是复兴运动的黄金时代。

温和派的方案，给1848年政治运动定下了基调，但很快就破产了。圭尔夫派的空想完全落空，同样失败的还有封建主义以及所有政治统一与现状之间缺乏自信心的妥协。同时，一些未预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使温和派政党隐含着的保守主义得以展现：这便是农业革命，起初是在自由的旗帜下，而后则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特别在南部，旨在由农民夺取土地。

这就是民主派梦想和宣传的革命？远远不是。这是非政治性的乡村民众中盲目本能的暴力运动，是没有家园与土地的人们的运动；这是悬于所有政治只是少数特权者事务的国家上空的祸根，虽然大多数人被委诸奴隶状态，表面上平时似乎对优越者的统治有利，但当其被运动打破，却变得更加凶猛而无法控制，而隐含其中的社会情感，也就更有政治上的原始性与不确定性。

1848年的民主派，一旦温和派的计划被证明破产，他们并未企图从社会分化中受益，以延长其严格的政治鼓动；他们最后的希望也就此消失，只剩下以暴力与命运抗争，与恢复了的集权政府的仁慈抗争。而后者的作用，乃是财产可怕权利的卫士，这便能找到许多温和派甚至是民主派为它效忠。

1848年革命中的这一社会插曲，是意大利民主政治与民族严格特征的证据；我们看到，其计划正与温和派向同一领域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只是关注着政府的外在形式，以共和制作为君主制的对立物，以统一作为联邦制的对立物，使社会对这未经触动的双方一例赞同。这种观察得出的结论十分重要，因为它不仅与我们随后的经历有关，也与复兴运动领导人的经历有关，并因而给予他们的政治活力以新的方向。政治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民主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对抗与缺乏理解。这部分因为社会方案的模糊性，以及深恐意大利的民主制或会证明有似于曾给法国以严重震动的民主制。然而模糊性得到了澄清，忧虑也因发现意大利民主制的要求具有严格的民族性与政治性，而得到了解除；这便为理解与妥协提供了机会。民主派与温和派，岂不是把他们之间的区别，看得煞是严重吗？他们岂不是同一政治阶级，偶然地暂时分成两个团体，仅靠对事实更沉静也更明智的看法，才能重新统一起来吗？温和派受到过分相信自己联邦制信念之原则的欺骗；如果继续作为温和派，他们就不能接受民主派的统一计划吗？共和制形式在罗马与威尼斯从未受到真正的民族欢迎，对民主派真的必不可少吗？意大利的共和传统是否利于统一，而城市自治传统就一定破坏了民族性？因此，现在是轮到民主派，跨越将他们与温和派的君主制方案相分离的鸿沟了。

然而这种妥协，在1848年的凶暴斗争及此后岁月里的互相指责以后，却并不容易达成。必须发现一个赞同的基础，以抚平受到伤害的情感，为相互间更好的理解铺平道路。这就是1849年至1859年间的艰巨工作。萨伏依王国以其对财产身份与民族事业的忠诚，为这种赞同提供了基础。有着卓越技巧的加富尔，成功地将政党间的冲突引入单一的政治焦点，不仅将它们的共识，甚至将它们的差异，都用于民族方案的实现。而温和派与民主派一方，通过严肃的修正，以及对其早期政治方案与态度的批判，使加富尔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探寻复兴运动的主将在这十年里的劳作，探寻四十年代的梦想与幻想，是饶有兴味的事情。它将完全驱散一种认为1848年是伟大民族运动的一年的神话，也将驱散认为此后的十年里革命力量消退并让位于次要解决办法、屈从于君主制的神话，及种种类似的无稽之谈。事实是，在这些年里，1848年的孩子长大成人，学会了区别幻想与可能性，并获得了对意大利更为真确的知识——而在革命时期，他们对意大利多半出自想象而不是了解。

为证明我们的观点，这里将对1848年时的两个领导人——巴尔博和乔贝蒂，做一些评论。对他们来说，精神危机最为深刻，也产生最大的结果。巴尔博曾认为应该为了独立而牺牲自由，现在发现了他自己的错误。革命使他认识到，没有被法律很好控制着的政治自由，就必是有错误而且无法无天的自由，导致宗派的产生，并反过来使政治冲突演化为动刀动枪的战争，这是一场毁灭所有参战者、并消灭其为之战斗的事业的战争。阿泽利奥的认识甚至更为明确：温和党，因为拒绝承认政党划分与政党冲突的事实，使本该在共同工作中相互合作的人，转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产生了内在的危机，瓦解了复兴运动的力量。

自由的政府，一般具有将小宗派转变成政党的优点，代议制政府则具有将这些政党从市场引入议院的优点。这些政府的另一优点——尤其是君主制的优点——是尽可能把复杂的一系列政党的数目减到最小，或甚至减到两个——执政党与反对党。^［25］

一旦走向立宪主义之路，巴尔博把他智力活动的最后岁月都献给了研究代表制的形式，把他的研究建立在皮埃蒙特经历的基础之上，在那里，十年来民主派与温和派之间的政治联系，通过议会机构得以重新建立，这些政党的冲突也被限制在可预测的结局之内。

更为深刻与复杂的，是诺瓦拉的大灾难后在乔贝蒂的思想中发生的精神危机，因为他的个性无比丰富，也因为他加入更暴烈的民族起义时表现的激情。对此斗争雄辩的见证，见于他的著作《意大利内政的复兴》，此书不仅抛弃了《Primato（首创性）》一书的主要论点，也涉及对所有复兴运动问题的一般修正与更深刻的理解。在其政府垮台之前，乔贝蒂以其多面的敏捷思想，发现了与民主派结盟的必要性，因为温和派分子如此迟缓谨慎，将永远不能使民族的事业达到终点。而后，由于被温和派的对立所激怒，妨碍了他实行新政策，当他最后在巴黎居留期间，有时间回顾最近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并将其与法国革命做对比；这种对比使他对温和党更加疏远，也加强了他对民主制的倾向。

在《复兴》一书中，他将意大利的温和派与基佐的自由主义者相联系（这种联系对意大利人未免过于奉承），并以类似始于圣西门派、直接反对基佐的法国民主派的批判，来反对意大利的温和派。因为人民的自然代表制建立于才智之上，它取代了基于财产的人为代表制，因此在新名义下，复活并强调了封建主义的特权：“通过这些资产阶级的工作，银行与富有的工厂取代了地产的地位，而资产阶级在人民的帮助下，将其废除掉。”因此，兴起了“一种新的贵族，它们绝不比旧贵族缺少邪恶卑鄙，靠着反对它的战争，真正获得了民主的原则与精神”。^［26］

这种民主的主要目标，是拯救民众。近来乔贝蒂否认了民众所有的政治意义；但是在民众中，他毕竟发现了文明世界的脉搏与灵魂，“它拥有真正的首创性，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因为它是其他各阶级的摇篮，也是社区持久生活的发源地”。^［27］对民众的拯救要“使其自身转为对财产渐进的限制，而不对其进行攻击，其先决条件不是政府专横的规定，而是通过公共舆论与国家制定的好的法律，为适于最大多数成员善行的财产提供转移与成功的分配。”财产是资本；而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是以新的劳动为手段的剥削。

依靠劳动谋生的权利，因而本质上是普遍而共同据有的经济权利，既归土地所有者也归无产阶级所有，二者惟一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劳动是新鲜的、小量的，而前者的劳动是古老的、集中的。因此我们发现，劳动在形成与增加财产的过程中，乃是主要角色，反过来却不是这样，因为只有他从其他人先前的劳动得到财产，人才生来就是土地所有者。^［28］

由于工人阶级的兴起，今天的革命不再仅仅是政治性的革命，而是具有了经济与社会的目的。“当政治革命为抽象或严格理性的概念所控制，其他种类的革命就植根于一种活跃显明、一目了然的事实之中，植根于民众的不满及其对恢复的需求之中。”但是，民主革命的目标不应是权力垄断于民众一方，一如人民主权观念建议的那样。民众并不是全部，而只是一个部分：其他部分由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构成了理性的贵族。主权是在自身内部统一两种因素的综合性原则：从本质上讲，它属于理性，但是它通过意志的偶然性表达，通过人民的投票来显示自身。“让我们来修正民主的公式，我们要说：人民适于理性的意志才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社会分成两个部分：民众与知识贵族；这导致两个政党的兴起，亦即民主党与保守党，每一个注定要通过互相的对立，提供对方缺少的东西。

当保守主义分子将自身与进步分离，它就失去了其在大众中的所有信用，也剥夺了那些支持其政策的人的所有信任，这些人被剥夺了这种帮助，只好实现他们面前的另一种目标。这毫不足奇，在政治事务中会发现，正如在宇宙中一样，保守是一种永远重复的创造。

与此相似，民主制被剥夺了保守的有力制约，“会成为一种专横的统治，因为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稳固统治，经常被残暴而不稳定的暴力专制以及肆无忌惮的宗派专制所取代，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民主派与保守派因而有一种辩证的功能，作为较高综合体的组成部分；除去这种综合，他们就会退化成“诡辩”，正如狭隘的皮埃蒙特保守派实际上表现的那样——乔贝蒂把他们叫做“自治派”，而把狂热的马志尼派称为“清教徒”。

两个政党必须在某一点上结合，以便实现国家提供的辩证职能。在政治秩序中，这种概念处于其他概念之首，并调和着其他概念：“民族表示着稳定与发展，保持与进步，统一性与多样化，权威与自由，资本与劳动，民众与有识阶层，等等。”^［29］因此，在民族的个性中，两个对立而同是现代的根本要求相互符合：这便是思想的至上性与民众的拯救。新的历史时代，要求实现这种名为Rinnovamento的方案。它与复兴运动不同，不仅涉及意大利，更广及欧洲，因而并不暗示着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性。

乔贝蒂的思想与马志尼非常相近，虽然这两位傲慢的对手经常努力，使得彼此间无法达成稳固的一致。乔贝蒂与马志尼一样，更多地是以对法国而不是意大利状况的观点，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而当时在意大利，社会民主制的方案几乎就不可能成功。事实上，Rinnovamento的观念在同时人的思想中几乎观察不到，甚至对乔贝蒂本人，由于他逐渐转向严格的意大利民主制政治与国家方案，也未必显出几分正确。通过人民政府的信条，他开始宣称政治集权的必要性，认为没有政治集权，“联邦的形式，就远不能成为国家的最好形式，其实是最坏的形式”。^［30］这暗示着将联邦的问题限制在国家之内，而最初它是被看成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统一的信条一旦被接受，统一的切入点就绝不是教皇，而是皮埃蒙特的君主；正是暂时存在的教皇主权，最后证明是必须除去的重负。

因此乔贝蒂的新方案，其最实际而有直接价值的部分符合于新的国家舆论取向，并在某种程度上为其导引了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