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冶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铁的产量大增。在河南登封告城发现的战国冶铁遗址，面积达23000平方米。发掘的熔铁炉直径已达0.84—1.44米，炉壁由里及外分为炉衬层、砂质炉圈层、泥质或夹砂的砖层、薄弧形砖和草泥壳层，耐火而坚固。出土的陶范以农具范为主，用经过淘洗的细泥掺细砂制成，经烘烤后，胎质坚硬，形制规整，扣合严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河北兴隆出土了一批42副87件战国时期铸造铁农具(锄、镰、钁等)、工具(斧、凿等)及车器等使用的铁质的内、外范，上有“右廪”铭文，系燕国官府手工作坊用器。经检测分析，系用白口铸铁制成，并采用了防止变形和加强的结构，其设计和铸造工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使用铁范不仅可以使产品形状稳定，而且可以连续使用，使产品的产量大大提高。必须指出的是，战国时期民间私营冶铁业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一些以冶铁致富的人，如邯郸的郭纵、魏国的孔氏、鲁国的丙氏等，家资巨万。此时冶铁业已成为民间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
战国时期冶铁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首先，在块炼铁及白口铸铁广泛使用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将白口铸铁加以柔化(退火处理)从而生产韧性铸铁的技术，克服了白口铸铁性脆易断的缺点，更适合于制作生产工具，使铁器得以广泛地使用。例如河南洛阳水泥制品厂战国遗址出土的铁铲，据金相鉴定，就是用白口铸铁经过长时间的柔化处理制成的。其次，经过对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44号墓(丛葬坑)出土的战国晚期铁兵器进行金相考察，说明当时已在块炼铁渗碳法制造高碳钢技术的基础上，又掌握了淬火技术，使兵器的刃部更加坚硬锋利。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淬火兵器。
在上述冶铁业与冶铁技术大发展的基础上，到了战国中、晚期，铁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增。考古工作中出土战国铁器的地点包括当时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地区以及北方匈奴、东胡和南方百越等地区。而且出土数量很多，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一次就出土战国铁农具和工具达95件之多。此时铁器的种类已包括农业生产工具V字形铁口犁铧冠、臿、钁、锄、铲等，手工业生产工具斧、锛、凿、锥、刀、削、锤等，武器剑、矛、戟、匕首、胄等，生活用具带钩以及铜鼎的铁足等。说明此时铁器已广泛应用到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其中又以农具与手工工具为大宗。印证了古代文献如《管子·海王篇》：“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轺〔yao尧〕、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等的记载。
并且，战国中、晚期时，铁工具已经代替青铜工具而在生产工具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在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出土的一批铁、石、骨、蚌生产工具中，铁工具占65%。古代文献记载，如《孟子·许行章》：“许子……以铁耕乎？”也是佐证。尤其是V字形铁口犁铧冠(套在木犁前端)的出现，使牛耕得到普遍的推广，这和过去的耜耕相比，是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与进步。再有，铁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促使水利工程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的开凿等。这一切无疑地使农业生产产生了飞速的进步。此外，铁质手工业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各种手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一次质的飞跃，为封建制的最终确立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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