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副都御史书（1883年）
幼樵先生中丞阁下：前布一函，谅登记室。近闻越南事急，合肥伯相奉督师援越之命。法廷于四月初旬遣使赴越，将逼勒越南王画诺，以东京永归法兵踞守，并声明法有保守全越之权，越之政务税务，均归管辖。果尔则越南亡矣。法使五月内必可到越，彼时再胁以兵威，越南孱弱，必惧而听命。越既受盟于彼，中国更进退失据，只可将援军撤回，尚复何说之辞。愚计以为此时伯相固宜暂驻沪上，以示可南可北、可和可战、可进可退之势，而所调之铭军，宜速集轮船陆续运往廉州，迅于法使未到之先，往张声援。则越南君臣之气自壮，刘永福等之守益坚，既足牵制于无形；法使虽到，凶焰自可稍敛，或且徐示转圜。此越南存亡呼吸之机，不容顷刻缓也。至此事之究竟办法，与伯相顾虑大局之苦衷，请为执事略陈之。盖今日中国于法越之事，不外三端：曰退让，曰决裂，曰先作势欲战而以和为归宿之地。退让一说，则谓法越甲戌旧约，已阅十年，越人自入法之彀中，中国岂能代为翻悔。既恐横挑强敌，致开大衅，惟有敛兵入关，置越南于不顾。然无论半途中辍，示弱损威，大伤国体，从此各国生心，藩篱渐撤，琉球诸案将不可复议，朝鲜诸国将不可复保，台湾各岛将不可复安，中外交涉各事将不可复言矣。法人既得越南，觊我滇、粤矿厂之饶与通商之利，必且藉端生事，乘间侵占，或称兵内犯，要以割地通商。斯时欲力图自强，而事已不可为矣。是退让之说，虽苟求省事于一时，恐十数年后，大局不堪设想也。决裂一说，则以法人之无义布告各国，大举援越，直趋东京。
夫以劲旅数万，与法兵千余，战于越境，未必不胜。法人初意虽不欲启衅，然事势所迫，难保不以兵船分扰南北洋，为牵制要挟之计。是中国代越受兵也，况战舰火器，尚非其敌，难操胜算。此决裂之说，中外当事所以踌躇审顾，未肯轻于一掷也。至先示欲战，后归于和之说，福成去冬议之已详，今舍此亦别无良策。然必饵以通商而后彼心稍慰，否则彼所积年歆慕之事，而我力拒之，彼知取越然后可以通滇，通滇然后可乘机进逼，徐开商埠，是坚其灭越之志也。亦必许以分界而后彼气稍平，否则彼所力征经营之地，而我欲争以口舌，俾引师而退，仍以越南专属中国，必非法人之所甘心，是启其穷兵之计也。窃思越南全境，除京圻有富春、广治、广南三省外，南圻仅存三省，其六省已为法人所踞。惟北圻境壤至有十六省之多，是北圻实得越地四分之三。前者宝海分界保护之议，欲以富良江为界。拙议复稍就其说而变通之。旋闻滇、粤诸帅，必欲以北圻尽归中国保护，仅以南圻三省归法保护，此必不可得之数也。
通商一事，曾侯之论，谓大有益于边防，与拙议大旨相同。近年江海各口多收洋税，烟台条约所增口岸，未见流弊，皆其明验。滇、粤诸帅复力持不可。充是二者，则法人无可和之理，其势必出于战。然中外共知衅端未可轻启，不能不稍务持重。而法人乃行之以坚决，济之以神速，和战互用，诱胁越王。数月之间，法越必有成局，越既属法，中国即不能过问。是其迹近于决裂，其究归于退让而已矣。窃窥伯相微恉，盖恐赴粤之后，滇、粤诸军，素非所辖，未必尽听指挥；将欲与法讲解，而通商、法［分］界二事，中外之见不合，即法越之衅难弭；如决裂之后，法兵窥我南北洋而撤军回援，固形狼狈。若业既大举，仍归退让，则不如径置勿理，暂免大损声威。此伯相长虑却顾之苦衷也。福成愚以为此时舍迅速进兵之外，别无长策。伯相则不妨暂驻沪上，以示居中策应之势。至其归宿，则通商分界之说，终不能废。法人虽自翻前议，今并置此不讲，而必欲尽取越南，或者故作进步，以为异日讲解之地，万一彼再理前说，似不宜坚拒以绝法人之望。滇、粤两省即有异辞，似宜由朝廷裁定，或听伯相主议，而后两国之约可成也。(www.xing528.com)
大抵中外多事之际，统兵者每耻言和，奉使者每不欲战，谋疆场者不轻开衅，任地方者不愿通商。彼求各当其职，其道不相为谋而相为用，其说可以兼听而难两全。是在统筹全局者，折衷而用之耳。又如滇督岑公虽号知兵，然核其前后奏议，既称刘永福盗贼之余，断不可用；又循唐方伯之议，谓稍资永福以饷械，即可保守越南；既陈明滇军不宜久戍越地，又谓北圻断不可割，必得全境而代为保护。前后措辞，不能相应。盖由滇中僻远，消息最迟，生平与洋人交涉不多，故于敌情研之未熟，以致胸无定见。则虽有筹度，未可据为确论。是又在朝廷之发纵指示矣。时艰日棘，辄复发其狂瞽之论。春闱近甫蒇事，荩劳可念，惟顺时珍重不宣。福成顿首。
（选自《庸庵文外编》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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