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乡村善治之路

健全“三治”结合治理体系，既是对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的一种事实状态的理性认知，也是一种应然导向的价值追求，是一套由内向外、刚柔并举、知行合一的治理理念系统。“三治”结合治理体系发端于“枫桥经验”，成熟于“桐乡经验”，并且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这“一约两会三团”以及“三社联动”工作机制，初步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治理新格局。

“三治”结合治理体系回答了时代之问——新时代我们该如何发展基层民主自治，也是一种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创新，解决了目前乡村社会普遍面临的治理难题，通过搭建镇村两级群众参政议政服务平台和组织，解决了村民无法参与或参与能力弱的难题，通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化手段，建立评价考核、法律服务制度机制，解决基层执法监督难、法治资源匮乏等难题，通过强化道德引领的制度和文化建设，解决乡村德治缺失的难题。“三治”结合治理体系是实践探索的结果，事实证明这种治理体系提升了治理理念，使法治理念逐步深入人心，道德风尚蔚然成风，自治活力不断释放，干群关系越来越融洽和谐。(www.xing528.com)

“三治”结合治理体系不仅是现实选择，也具有逻辑自洽性，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乡村善治之路，是一种总体治理观，有别于以往碎片化、分散化的管理。从方法论层面讲，“三治”结合不是强调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其一，而是一个有机整体，超越于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的简单相加或两两组合，既可以充分发挥自治、法治、德治各自所长，又互相弥补各自所缺。利用自然湾村、血缘关系、亲缘关系等乡村传统肌理进行自治，治理成本最低。法治是现代化治理方式，具有规则化、强制性、可预见性、确定性等特点，便于规范化管理。但随着熟人社会范围缩减，自治式微，法治又过于刚性和僵化，自治与法治的不足，需要德治发挥“润滑剂”的作用，通过加强德治来提升自治水平，又结合乡村民风民俗、公序良俗等道德规范来弥补法治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