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规则：自然与人为秩序的对比

因此，语言规则是这样一些习俗：我们学着去遵守它们之际，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靠习惯来遵守它们的。有时这些规则被记录下来，但是语法书和词典本身并非规则的来源。它们只能记录此前事实上（de facto）已经被固定下来的规则——这就是它们之所以很快就会变成明日黄花的原因。就像棒球规则那样，语言规则由人类创造出来，逐渐完善以便回应局部的需要。如果你去读现在的《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官方规则手册》（以下简称《手册》）[7]，你会有一种印象：一些极其聪明的人坐下来构思了整件事，可以说，得出整个规则体系的过程就好比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里蹦出来一般。然而，（比如）只要看一眼击球区[8]的历史你就会很快打消之前的念头：针对击球区的规则在棒球历史上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大量改动，而每一次修订都是从反复实验的经验中得出的结果。换句话说，规则的修改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棒球运动员（和球迷）的愿望，而这些愿望在时间的长河中也发生着变化。

与物理学规律作一番对照就更清楚了。在“这些规律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科学家们曾经很笃定地多次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甚至可以去想一想牛顿时代的那些变化，斯密曾经认为牛顿给哲学研究——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确立了标准，这个标准一直延续到了爱因斯坦的时代。然而，就科学理论中的变化与语言规则中的变化而言，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在理解和描述某个外在现实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持续不断的尝试，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外在现实的本质是不变的。因此，科学在持续不断的进步中试图发展出新的和更好的方法来捕捉和呈现外在现实，这里的规则（regularities）是科学家们发现的，而非由他们发明出来的。因此，物理对象的运作规律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而棒球运动和语言活动则全然取决于人类的需求、愿望和行动。[9]

回到斯密那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语言（按照斯密的说法）(www.xing528.com)

是被称为自发秩序的一个特例：用斯密的同时代人亚当·弗格森[10]的话来说，一个有秩序的体系是通过人类的活动促成的，而不是由人类设计出来的。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看一看“brethren”这个词：在18世纪，“brethren”通常用作“brother（兄弟）”的复数形式；“brothers”这个词还没有被当作优先选用的形式来取代上述表达法。两种复数形式在斯密那里被交替使用，不过他更喜欢用“brethren”这种写法。[11]然而，斯密之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brothers”已经几乎彻底地把“brethren”排挤出去，成了被优先选用的形式。斯密在《语言》一文中给出的分析把这种转变解释为一个个英语的使用者在逐步改动优选权的时间长河中作出无数次抉择的结果。变化很可能是逐渐发生的，以至于只有少数几个人注意到它，而通过刻意地改变自己的言说方式，以便要么反映这种变化，要么接纳这种变化的人则更是少之又少。相反，人们刻意表现出来的意图总是聚焦在离他们更近些的目标之上：偶尔与A这个人交流一下X这个想法。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这些用法却造成了一个更大的、可以被观察到的秩序样态。在18世纪，“brother”一词的复数构成规则很可能是，“‘brother’的复数形式要么是‘brethren’（这种表达被优先选用），要么是‘brothers’”。相反，如果我们被问及这个词今天的复数构成规则，那就有可能是，“‘brother’的复数形式是‘brothers’”，除非你希望我们的回答听起来有古代风范、有诗的韵律、有《圣经》文体的况味，又或者有情词感人之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就考虑使用“brethren”这种形式。

这个例子不过只是成千上万个有可能被援引的例子中的一个。因此，我们或许应该这样来看：语言的整个系统乃是由类似于上述例子的诸多个例构成的，而这些个例又都是使用者在时间的流逝中创造出来的，而且还被不断地修改，与此同时，这些使用者通常对系统本身一无所知或漠不关心。这就是把语言作为自发秩序的一个特例的原因：说语言“有秩序”，是因为即便在时间的流逝中它也曾作出过改变，但是它还是相对有序的；说语言的秩序是“自发产生的”，那是因为没有哪一个人刻意地创造了这个秩序。[12]就像棒球运动那样：并没有哪一个人创造了当下用来规定棒球运动的一整套规则。甚至就连当下已经很完备的《手册》也无法穷尽棒球运动的各类协议和公约，因为这些协议和公约实在是太多了，根本不可能整体囊括在一份公文之中，而且即便把它们都收录了进来，它们也总在频繁地改变着自身。[13]因此，虽然给语言（或棒球运动）的规则、协议和公约补充上去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在事后追溯到首先使用的人或群体，但是却找不出刻意地设计了整个系统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这就是弗格森说出“这些社会秩序都是通过人类的活动促成的，而不是由人类设计出来的”这句话时想要表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