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认知失调产生？

当认知不一致时，认知协调就会产生。然而有时候却并非如此，比如我认为人们应当通过努力赚钱，但是当我通过买彩票中大奖时，我依然很开心，没有产生认知失调。那么什么才是认知不一致呢？费斯廷格认为，只要当一种认知的反面含义是根据另一种认知得到的，那么我们就会经历认知不一致，比如“我认为工作无贵贱之分”的认知的反面含义就是“我经常辱骂那些清洁工太低贱了”。然而很多时候情况复杂得多，即使出现对立的认知，可能产生失调，也可能不产生失调。比如我对过量饮酒持反对态度，但是我却时常过量饮酒，按照费斯廷格的观点，我会产生认知失调。但是如果过量饮酒的原因是为了商务应酬，那么我就不会产生认知失调，因为我认为这并非我自愿的。现实中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却反复去做，而不会产生认知失调（比如吃药、减肥、家务等）。究竟哪些不一致会导致认知失调，而哪些又不会呢？

认知失调理论的另一位知名心理学家艾里奥特·阿伦森（Eliot Armson）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阿伦森认为一个特定不一致是否会诱发失调的关键在于它是否和我们对于自身的核心感知有关（Armson，1969）。人们倾向于对自身有积极的感知，比如我是一个有自制力的人、友好的人、遵守法律的人、坚强的人等，任何与自我感知相悖的认知和行为都会诱发认知失调。比如，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对作息有严格的自我要求，如果某一天我玩游戏玩到了深夜，我就容易产生失调，但是如果我是陪许久未见的朋友玩到深夜，则不会失调，因为这不会对我的自我感知产生威胁。也就是说是认知、行为和自我感知之间的不一致才产生了认知失调（Sherman ＆ Gorkin，1980）。

那么什么时候某种行为会威胁到我们的自我感知，什么时候不会？什么样的理由会让我们维持认知一致性，什么样的理由不会？吉洛维奇等（2009）认为认知失调的产生除了源于人们的行为与自我核心感知相违背，还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自由选择、不充分正当化、消极后果和可预见性。

（一）自由选择

自由选择就是人们在做出某项行为时是不受外界威胁或强制要求的，完全是自主意志的决定。比如我邀请的一位好朋友没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如果他不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单位的领导临时给他安排了一项任务，那么我们不会改变对这位朋友的认知，不会产生认知失调，因为他做出该行为是迫不得已，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相关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点。Cooper和Jones（1967）做了一项关于认知失调的实验揭示了自由选择的重要影响。这个实验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的宪法中是提倡演讲自由的，而在该实验中，研究者要求学生被试写一篇关于支持本州法律的校园演讲的文章，写作该文章可以获得0.5美元或2.5美元的报酬（在那个年代，2.5美元是一个不错的报酬，相当于现在的200美元左右）。参加实验的所有学生都反对这项法律，认为演讲是与宪法精神是相违背的，因此写这样一篇文章是和他们的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的。被试被分为两组，一组为自由选择组，一组为被动参与组，自由选择组的被试可以选择写或不写这篇文章，而被动参与组则没有这个选择。同时，对于写作文章的被试给与不同程度的报酬，其中一半被试给与0.5美元的较低报酬，另一半被试给与2.5美元的较高报酬。结果发现，被动参与组没有产生认知失调感，而自由选择组失调效应就产生了：那些仅获得0.5美元报酬的被试改变自己态度的人数远远多于获得2.5美元报酬的被试。这不难理解，因为被动参与组可以将自己写作该篇文章的不一致行为归因于权威要求，自由选择组中获得2.5美元报酬的被试可以将自己的不一致行为归因为获取利益，而获得0.5美元报酬的自由选择组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撰写这样一篇与自己价值观念相违背的文章，所以会发生认知失调。被试为了改变失调的状态，往往会选择改变自己对演讲的态度。

（二）不充分正当化(www.xing528.com)

不充分正当化指的是人们没有正当化的理由或者没有充分正当化的理由来解释自己或他人行为和核心自我感知的不一致。如果某人的行为被完全正当化了，那么即使行为和核心价值观念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也不会造成认知失调。Aronson和Carlsmith（1963）的一项“被禁玩具”范式实验中的证据也支持了不充分正当化的影响。该实验以一所护士学校的儿童为被试，实验中研究者提供了五个玩具供儿童玩耍，并记录下五个儿童对这五个玩具的喜爱程度。随后，研究者告诉这五个儿童自己即将离开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期间，除了第二喜爱的玩具不能玩，其他玩具都可以玩，这第二喜爱的玩具就被称为“被禁玩具”。实验分成轻微恐吓组和严重恐吓组，一半的儿童被分到轻微恐吓组，研究者告诉这些儿童如果玩了被禁玩具，研究者会“不高兴”。另一半的儿童被分到严重恐吓组，研究者告诉儿童如果玩了被禁玩具，研究者会“非常生气”，并且会收回所有玩具，这对于儿童来说是个不小的恐吓。研究者离开后在一旁偷偷观察，发现没有一个孩子去玩被禁玩具。一段时间过后，研究者回到房间重新询问儿童对这五个玩具的喜爱程度。结果发现，严重恐吓组的儿童对被禁玩具的评价没有改变，而轻微恐吓组的儿童对被禁玩具的评价明显降低了。因而严重恐吓组中的儿童之所以没有产生认知失调，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有正当化的理由，那就是权威的强制要求；而轻微恐吓组中的儿童没有充分的正当化理由来解释自己不玩被禁玩具的行为，所以会产生认知失调，进而会通过降低对该玩具的评价来缓解失调。在该范式后续的一个实验中，Freedman（1965）发现这些儿童在实验结束6周后仍然会降低对被禁玩具的评价。所以不充分正当化带来的认知上的改变是具有持久性的，这也对我们后续塑造一个人的行为或者改变一个人的态度提供了很好的方法。

（三）消极后果

消极后果指的是行为和自我核心感知的不一致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不一致并未导致消极后果，我们往往认为这种不一致行为无关紧要，不会产生认知失调，而如果这种不一致行为导致了消极的后果，则即使该行为有正当化理由，也容易产生认知失调。比如我拜托一位同事帮我下午送一份材料，但是他下午被领导安排了其他任务，导致材料没有送达。如果材料也可以明天再送，那么我们不会产生认知失调，改变对同事的评价。但是如果因为材料未送达导致了交易取消，那么即使有再正当、再迫不得已的理由也难以避免认知失调，我们会改变对同事的评价，认为他不值得信赖。认知失调极有可能塑造我们不良的行为或造成我们不当的态度，勿以恶小而为之就是这个道理。不管你以前多么强烈地反对某件事情，一旦做出了相应的行为，就容易导致认知失调，行为已经覆水难收，那么能够改变的只有态度。

（四）可预见性

如果消极的后果是无法预见的，我们就不会认为引起消极后果的某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但是如果消极后果轻易就能预见，即使再小的消极后果也会产生认知失调。比如国庆期间带着小孩出游，由于路面拥堵时间过长而又没有携带食物导致小孩饿得哇哇大哭，这时我们认为小孩的父母应该为此负责，国庆期间的拥堵应当是轻易就能预测的。但是如果是初次来到中国的外国友人，我们认为他无需对此负责，因为他无法预测到中国的节假日情况。由此可见，可预见的消极后果的产生会威胁到人们的核心自我感知，导致认知失调的产生，而不可预见的消极后果则不会影响人们的核心自我感知，不会导致认知失调的产生。Cooper等人的一项实验支持了这个观点。他们招募了一批大学生被试询问他们对扩充新生规模至现在2倍的观点，随后研究者要求被试撰写文章支持与自己原本反对的观点。一部分被试实验开始前被告知这些文章会提交给学校执行此项政策的委员会，为他们的决策提供参考，另一部分被试则是事后告知他们这些文章会提交给委员会以供参考。所以事前被告知的被试是可以预见到消极后果的（他们不认可的观点被提交执行委员会），而事后被告知的被试则无法预见该消极后果。结果发现，事前被告知的被试产生了认知失调，他们的态度倾向于自己原本反对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事后被告知的被试则没有发生认知失调，因为他们认为无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Goethals，Cooper，＆ Naficy，1979）。所以我们时常懊恼于自己的粗心大意，因为只要谨慎一点就可以发现并规避这些问题，可预见的消极后果让我们寝食难安，自我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