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也是感受“城市病”最早的国家。正如工业化道路一样，早期的英国城市化也呈现出一种毫无成规、放任自流的行进状态，一系列因素的刺激使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人口呈爆炸增长，工业生产产生的利润成为人们追逐的唯一目标，生活的环境和质量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城市的街道拥挤不堪，住宅更是参差不齐，从贵族、金融家的豪华宅第到普通居民的后街陋室，并存于城市街头，大多数人的住宅拥挤简陋。[38]环境污染严重，大量的工业废水与工业废气，进入水体和空气，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城市卫生状况极度糟糕。1832—1886年，伦敦就曾四次霍乱流行，导致上万人丧命。[39]
针对这些问题，彼时的英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予以整治，短期内效果显著，但要想对它彻底根治，犹如人类要彻底根治自身的疾病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40]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彼时英国政府面临的“城市病”在今日并没有随着科技的进步而销声匿迹，相反在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屡见不鲜、屡禁不绝。最突出的例子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对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www.xing528.com)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由于土地制度、机动化和政府错误的公共政策等原因，美国郊区化一发不可收拾，并表现为50年代的住宅郊区化、60－70年代的产业郊区化、办公活动郊区化的特征趋势，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资源能源消耗过度。从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市郊型城镇是美国近现代城镇化进程中最失败的案例。[41]这些城镇围绕中心城市建立，因此各方面完全依赖中心城市。而且，很多市郊型城镇都镶嵌在“绿化带”（包括农田、未开发的湿地、森林及其他自然的生物栖息地）上，低廉的开发成本和大片平地让开发商一哄而上，在建完商品房之后却完全不去考虑必需的配套设施，如商店、购物中心、学校和医院。1940—1990年期间，美国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47.6%上升到79.5%，而城市中心区人口占大都市区的比重则从61.8%下降到40.3%。1970年，郊区人口超过了中心城市人口，也超过了非都市区人口。据林肯土地政策学院所提供的资料：纽约大都市区自1960－1985年间人口仅增加8%，而城市化的区域增长了65%。虽然郊区化发展满足了中产阶级追求理想居住环境的市场需求，却使美国社会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其人均能源消耗为欧盟的2～3倍，人均汽油消耗为欧盟的5倍。
在某些经济和技术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这种过度城市化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的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更是愈演愈烈、令人堪忧。如前所述，拉美地区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现代化的脱节而深陷“过度城市化”的泥沼，城市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愈加突出。在拉美国家的许多城市，由于过度的人口膨胀使得城市资源和环境不堪重负，许多城市出现了环境污染严重、垃圾满溢、交通拥挤、卫生水平极低等状况。如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既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严重的空气、水体污染使得城市的中心区树木枯萎、呼吸困难。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用水量猛增，过量抽取地下水使城市从20世纪70年代起下沉了许多，酿成了重大的市政建设问题。[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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