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消费理论的应用探析

1.持久收入假说

持久收入假说这一理论在国内学者中具有相当的认同度，陈学彬等的研究最为突出。他们的研究认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可支配收入，并且这种可支配收入是指持久性收入，而非暂时性收入，而且持久性收入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体现在我国城镇居民身上更为明显（陈学彬等，2005）。与收入这一因素相对应的就是储蓄，储蓄的高低实际上决定了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收入的高低。陈学彬同时认为，习惯性生活水平深刻影响着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而这也是影响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的重要原因，而相比城镇居民，我国农村居民为维持现有生活水平所需做的努力与心理期望更多更高，使得预防性储蓄动机在我国农村居民身上的体现格外明显（陈学彬等，2005）。

2.生命周期理论假说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建立的宏观消费函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形式是：C_t=αC_（t-1）+βY_t+（1-α-β）Y_（t-1），其中C 是总消费，Y 是国民收入（贺菊煌，1995；贺菊煌，1996）。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也就意味着处于不同的经济状况。以家庭为例，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家庭收入状况是各不相同的，而家庭中人口数量与结构也有差异，使得家庭的抚养或赡养负担不尽相同。可见，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具有不同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郭庆松，1996）。生命周期假说所能够解释的消费行为还包括许多，比如，当人们意识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额外开支以前从未有过的消费项目时，就会抑制现阶段的消费，从而为今后的额外支付做好准备，也会提高当前的储蓄倾向（董振海，2000）。再以信贷约束对家庭生命周期消费行为的影响为例，杨凌等的研究发现，处于新生阶段和中间阶段的家庭会因受到信贷压力的约束改变家庭生命周期的消费安排（杨凌、陈学彬，2006），这种改变表现在，考虑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需要支付贷款，从而约束现阶段的消费水平；而等到家庭进入后期阶段（老年时期）时，由于信贷已还清，因此老年家庭的消费不受对未来经济压力预期的影响。(www.xing528.com)

针对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的可应用性，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反对将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我国的实践，主要的理由是从全社会的层面来说，无法达到生命周期理论所基于的生命周期均衡条件——当前收入等于未来收入的期望值，因而运用生命周期理论假说对整个社会的宏观消费进行分析是站不住脚的，只能运用于对个人消费的分析（樊明，2002）。胡士华则认为，从我国农村家庭储蓄率增长原因的角度来看，造成这一持续增长的原因在于我国农村居民储蓄习惯和利率等宏观经济因素，而与人口年龄结构等并无关联，因此认为实际结果无法支持生命周期理论假说（胡士华，2012）。

但是，也有学者认可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的解释力度。朱春燕等认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是研究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的主流理论框架，预防性储蓄理论则是对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的补充（朱春燕、臧旭恒，2001）。何东琪认为生命周期假说对我国居民的现实消费与储蓄行为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这体现在这一理论假说是从整个生命周期对跨期消费的平滑化与最大化的角度来解释消费者如何安排其一生的消费和储蓄（何东琪，2004）。举个例子，以我国农民的消费行为来分析，鉴于农产品价格和销量的浮动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农民如果预期未来收入会发生下降，就会在本期减少消费从而让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最大化（董文杰、温涛，2009）。我国农民的这一消费行为就可以用生命周期假说进行阐释。当然，也有学者持中立观点，认为如果要分析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完全或仅凭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进行解释显得有些局限性，因为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有部分符合生命周期假说，但也有部分不符合，要区分城镇居民生命周期早期（年轻时期）和晚期（老年时期）进行分类讨论，而在老年时期的消费还需要进一步分为狭义消费（不包括医疗和教育支出）和广义消费（包括医疗和教育支出）进行讨论（高玉伟、周云波，2011）。

当然，针对消费问题的研究的方法是多样的，并不局限在生命周期理论或是持久收入假说的框架中，从不同视角出发对消费的研究都可以增加我们对居民消费问题的认识。朱信凯等通过对国内外有关消费函数的大量文献梳理，总结出对我国农村地区人口消费行为和农村消费市场的研究将会成为未来消费研究的新重点（朱信凯、骆晨，2011）。事实上，无论是西方的消费理论，还是本土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我国国内的居民消费问题时，都需要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全面的考虑，包括对城乡区别、经济发展阶段（水平）、区域之间的差异等情况进行分类别的讨论，借此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