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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目录的起源与发展

时间:2023-05-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群书目录的产生,是在我国图书事业的兴起、发展和图书数量增加的前提下,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促成的。我国最早的专科性图书目录《兵录》在汉武帝时的出现,绝非偶然。这就为群书目录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这种群书目录比一书目录仅便检阅一书的功效要大得多。自刘向、班固以后,群书目录的编纂工作历代相延不断,成为我国图书事业中一项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工作。

群书目录的起源与发展

群书目录的产生,是在我国图书事业的兴起、发展和图书数量增加的前提下,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促成的。

我国最早的专科性图书目录《兵录》在汉武帝时的出现,绝非偶然。当时,经过汉初几十年的恢复、转定,政权比较稳固,有余力、有必要从事一些文化建设来加强思想统治,于是便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总口号下,以“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为理由在政府主持下开展求书运动,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7]图书大量增加,达到了“积如丘山”[8]的程度。这就为群书目录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而汉武帝为使全国更加统一和扩大,以实现封建帝国的大一统,便连年对四方用兵,从而很需要军事参考资料;但丘山般的简书实在无法检索,所以就命“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9]。《兵录》虽是一部不完备的专科目录,而且已久佚,但它终究是最早出现的一部群书目录。

群书目录的产生和发展,还和我国的书写制度有关。

我国最早的图书——简策是以竹木作书写材料的。后来,缣帛和纸又相继被使用。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大约从殷商[10]至公元三四世纪是使用竹木简牍期。从春秋战国以来至五六世纪先是缣帛后是简牍后和纸并用时期[11],从东汉以后纸就逐渐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简的材料是经过一定程序炮制的竹子,即先将竹截成一定长度,再剖成一定宽度,成为一根根的简,再经过火烤脱水(这种技术处理称为“杀青”或“汗青”)来防朽蠹,然后就成为可以写字的书写材料。每条简长的有二尺四寸左右,用来写重要书籍儒家经书和政府法令等,以示尊敬;短的有八九寸,用来写次要书籍如诸子书等,以便翻阅。王充在《论衡》中所说“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就指此事。每简的字数不一,少者二字,多者达百余字[12],一般在几十字。汉简上的字比较多,从现存实物看,汉简有一面写,还有二面写的,每简写一至二行,也有上半大字一行,下半小字四行的,字体在楷隶之间。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到的汉简,一号墓的竹简大多是兵书(其中有久已失传的《孙膑兵法》即《齐孙子》),整简每枚长27.6厘米(八九寸),宽0.5~0.9厘米,厚0.1~0.2厘米,可见诸子书是用短简。二号墓出土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共32枚,基本完整,每枚长69厘米(二尺一二寸),宽1厘米,厚0.2厘米,可能因为这是由国家颁布的正式历书,所以用长简。简上的字是墨写隶书。一个文件或一篇文章往往需要有许多简,把若干简用麻绳、丝绳或者牛皮绳(韦)编在一起,连二三道,多者有五道,就成为册,甲骨文中的“册”便是册的象形字。这连简以末简为中轴,从左向右卷成一卷来保存,这就是一卷书。

用木片做书写材料的称“牍”,它主要用来写信,长度是汉尺一尺,所以后世称信札为“尺赎”。在外面加上一块空白的“牍”称为“检”,当作信封,用绳捆好,在检上签上名字叫“署”。在检的中间有一块微凹的方块叫“函”,所以后世也称信件为“函”。捆绳在“函”处打结,用泥封上,加盖印章,以免别人拆阅,这叫作“封”也称“泥封”,这块盖了印章的泥封叫作“封泥”(清人吴式芬有《封泥考略》一书)所以后世就以“封”作为信件的计量单位。如果是方形木板就称为“方”,一般用来写不到百字的文章。用来画图的称为“版”,民间为标明土地所有权,用“版”来画土地的四至。国家用“版”来画疆域,所以后世称领土为“版图”。版也用来登记户口,称为“户版”,所以户口册也称“版籍”[13]。(www.xing528.com)

简牍比较笨重,使用不便,而缣帛比较轻便易用,所以稍晚于简牍,缣帛就成为一种新起的书写材料与简牍相辅使用。

帛一般一丈二尺为一卷,舒卷较易;但终因丝织品比竹木价昂,所以一直未能取代简牍而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直到东晋之末,桓玄在一道命令中才正式宣布以纸来代替竹木简牍[14]。后来纸就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相沿至今。从笨重的竹、木简到轻便的帛、纸的这种发展变化,的确是书写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但在检索使用方面,仍有很大困难。有些卷书虽然在外端有标上书名、篇名的小笺[15],可以减去舒卷的麻烦,但要检索大量藏书卷,从中寻求所需的书,还是不便,于是需要用书本形式把藏书名笺的内容登录下来,这就使得群书目录不断产生和发展。

杨仆的《兵录》是最早一部专科性的群书目录。但是除了《汉书艺文志》和《太平御览》中几乎相似的几句话以外,没有更多的文献资料可使我们对《兵录》有更多的具体了解,从而也难以进行论述。根据现有资料,对图书进行一次有领导的、大规模的、较全面的整理和编制群书目录工作的仍应以汉成帝时刘向等所领导的校书运动为最早。刘向等经过二十年左右的辛勤工作,创立了一整套编制群书目录的程序,即“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16],并集合各篇书录撰成了综合性群书目录的开创性著作《别录》。刘向的儿子刘歆又继承父业,在《别录》的基础上,以较快的速度撰成了一部比较正规的综合性目录《七略》。这两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可惜原书久佚,仅有清人的辑本。所幸班固把《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17],改写成《艺文志》列入了《汉书》成为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使后人可以略窥《七略》之遗,而《艺文志》的体裁又开创了史志目录的新体裁,树立了群书目录的一个新类别。

这种群书目录比一书目录仅便检阅一书的功效要大得多。它对求书、读书、治学和研究都起着一定的辅助作用。

自刘向、班固以后,群书目录的编纂工作历代相延不断,成为我国图书事业中一项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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