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组织的编目工作，始于高宗绍兴年间。《宋史·艺文志总序》称：“高宗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主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1]这种日益宏富的书藏，成为馆阁大臣编辑的基础，为了这个基础，秘书省曾数颁阙书目录于天下，并给出种种优惠条件，搜访民间遗书。到绍兴十七年（1147），目录学家郑樵受召按秘书省所颁阙书目录，集为《求书阙记》7卷，《求书外纪》10卷，又总天下古今书籍，分类为《群书会记》36卷。这是绍兴年间围绕着搜书、整比进行的一次比较大的目录工作。除郑氏之外，这个时期徐士龙还编有《求书补阙》1卷[2]。
孝宗一期（1163—1189）是南宋官修目录工作成绩最大的时期。先是乾道中，秘书省著作郎唐仲友奉命整理秘阁之书，成《乾道秘府群书新录》。淳熙四年（1177），秘书省少监陈马癸等请求编撰书目，并编《馆阁录》，登载秘阁各库书目，计有秘阁两库经、史、子、集四类书13506卷，3958册，御札607轴、35册，五道太上圣政61册，日历1002册；四库书经、史、子、集共23583卷，6512册，续搜访库经、史、子、集书共23145卷，7456册；诸州印板书6098卷，1721册。五年，诏以《中兴馆阁书目》为名刊印秘府系统藏书目录，除进呈20部以外，余皆赐给官吏，以广流传。《中兴馆阁书目》70卷，序列1卷，分52门，剔除重复，著录当时政府所藏书44486卷，“较《崇文》所载多一万三千八百十七卷。复考《三朝史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两朝国史》，多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六年，秘书省将现有书目抄录给四川制置司，令其参照官书目录，“缮写上之”。十三年，诏诸路监司守臣，“各上书目，以馆阁书目参对，有未收之书，移文取索”[3]。
光宗一朝（1190—1194），政府不见有目录工作载于史书。至宁宗嘉定三年（1210），始有《御制御札目录》问世。十三年，秘书丞张攀等乞修《中兴馆阁续书目》，以续前书。是书30卷，著录图书845部，凡14943卷。从此之后，直到宋亡，其间半个多世纪，“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4]，中央政府也就再也没有专门从事过藏书编目的工作了。
理宗绍定四年（1231），宫中火灾，馆阁藏书大多化为灰烬。及至宝祐二年（1254），史馆结合《中兴四朝国史》的编修，完成《艺文志》的修订，是为南宋政府唯一的一次史志书目工作。据《中兴国史艺文志序》称：“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绍定辛卯火灾，书多阙。今据《书目》《续书目》及搜访所得嘉定以前书，诠校而志之。”[5]可见这次编目，主要是根据正续《中兴馆阁书目》纂成，虽曾“诠校”搜访之书，但聊作补缀而已，而且其所著录，仍至嘉定末年为止，即皆为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之书。(www.xing528.com)
中枢馆阁的目录工作虽不及北宋兴盛，但地方政府参与编目，则是北宋所没有的，这是南宋对目录事业的贡献。地方政府编目有两种情况：一是编制藏书目录，如前所述，孝宗淳熙六年诏令四川制置司四路军州将其“官书目录”和《馆阁书目》核对。十三年，又令全国各地方政府将本郡本州书解至秘书省，以便核对馆目，并取索各地存有而馆阁缺藏之书。如此大规模的涉及全国各地的行动表明，南宋各地方政府都藏有“官书”，而且皆编有书目。今《宋史·艺文志三》著录《川中书籍目录》2卷、《诸州书目》1卷，即其明证。从地方各级官府到中央馆阁，自下而上，构成一个完整的官府藏书的系统目录网络，这是孝宗时代所创造的目录事业的辉煌局面。当时虽不曾有编制联合目录之举，但各地独有之书皆补入《馆阁书目》并入藏中枢机构，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即便是数百年后之光电通信时代，其目录系统工作的经验与气度仍然值得我们崇敬与借鉴。
地方政府参与编目的第二种形式是，结合地方志的编修，整理各地士人的著作目录。考传世的宋代地方志，有高似孙的《剡录》，分书、文、诗、画四志，记载嵊县的文献资料。其中卷五所载“书志”，著录戴逵、戴禺页、阮裕、王羲之、谢玄、孙绰、许询、支遁、秦系、吴筠、灵澈、郑言、谢灵运、顾欢、葛仙翁15人著作及王、谢、阮氏家谱名目，共42部，凡401卷（有2部不计卷数）。此书乃高似孙应县令史安之之命而作，成于嘉定七年（1214），次年由史氏刻板印行[6]。《剡录》所载书目，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十分重视，其称“方志之有书目，莫之先焉”[7]，充分肯定了其著作家创例之功。从此以后，中国目录学又开辟出借地方志而遍及各地的广阔的新的园地，这是南宋目录事业的又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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