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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修目录与史志目录创新方法-两汉史志目录整理

时间:2023-08-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刘向的这项工作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东汉的目录事业集中表现在班固所撰的《汉书·艺文志》上,这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古代目录书,也是史志目录的开创之作。这篇总序即是西汉以前的学术史和目录学史的大纲,又表明了《汉书·艺文志》的学术渊源。

官修目录与史志目录创新方法-两汉史志目录整理

【《别录》与《七略》】《别录》的作者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7年)是西汉后期的大学者,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他受命“校书”(整理国家藏书),这是一项空前艰巨的任务,但当时确已具备了校书的良好条件:一方面前人已开始做了些图书整理工作,有成果可吸取,如儒家典籍的系统和诸子百家书的系统已逐渐形成,并有杨仆所作的兵书专门目录,这些都是刘向足资参考的资料。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已有编制一部国家目录的要求,从汉朝建立到刘向生活的时代已有170余年长期统一的局面,又经过汉初、武帝和成帝几次大的求书运动,国家集中了大量的图书,武帝的大一统和“独尊儒术”的政治要求也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史记》是在史学上反映大一统的杰作,图书整理方面也需要这类性质的成果反映。刘向便是在这种可能条件下领导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图书运动。他的全部工作可概括为备众书、删重复、订脱误、谨编次和撰叙录,即如《汉书·艺文志序》里说的“条其编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这些工序基本上符合编制目录书的规律——搜求图书、分工(类)整理、异本校勘、确定篇次、撰写提要,最后把这些工序的全部成果汇编成目录书。刘向的这项工作是对当时重要典籍所进行的一次总结性大整理,清理了西汉政府200年来所积累的国家藏书。

在刘向的这项工作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使用和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特殊的成效。繁重的整理图书工作非独力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合理地调动、使用人才,才能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刘向采取了专材校书,分工(类)进行的办法,他按照图书内容和性质分成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6种,分别由专门人才主持:刘向主持六艺、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主持兵书,太史令尹咸主持数术,侍医李柱国主持方技。这既发挥了专门人才的专长,又自然形成了我国最早的正式图书分类。刘向在调动专家的同时,又能不拘一格地奖掖和培养青年。他拥有一批青年助手,如他的儿子刘歆仅二十六七岁,就担任他的主要助手,掌握全面工作。另外参加校书的杜参、班斿(游)、王龚也不过十几二十岁,他们通过学术工作的实践,大多做出了成绩,成长为著名学者。

第二,创制书录,树立提要目录体例的典型。刘向为图书写书录是一项开创性工作,所写的书录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可惜绝大部分遗失,只剩下《国策》、《孙卿新书》、《晏子》等8篇。过去学者对此颇为重视。余嘉锡先生在《藏园群书题记》序中说:

昔者刘向奉诏校书,所作书录,先言篇目次第,次言以中书、外书合若干本相雠校,本书多脱误以某为某,然后叙作者之行事及其著书之旨意。

这是对刘向所写全篇文字内容所作的全面概括,但我认为真正的书录正文应是指全篇文字的中心部分。从现存的全篇文字来分析,书录可以分为四部分。

(1)篇目。《晏子》、《孙卿新书》叙录前所列篇目是刘向“条其篇目”后的定目,这是书目,不是书录的内容。

(2)工作报告。从文字叙述的开始到“皆定,以杀青,可缮写”一语止,这是刘向“校雠”工作的总结,是向皇帝所上的工作报告,是确定定本的处理说明。

(3)书录正文。在“可缮写”后,有的有“叙曰”字样,然后叙作者生平、著书意旨、学术价值及资治意义等,有的未加“叙曰”,可能是后来佚落。从“叙曰”到“谨第录”或“谨第录臣向昧死言”一语才是书录的正文。

(4)全书标签。在“谨第录”后往往有“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等字样,这也不属书录正文,这些题字可能起两个作用:一是刘向为清缮者写的工作说明,说明以上是书录,清缮时不要和书的本文相混连;二是作为这部书的标签,是在这一捆青皮简叙录的最外面一简上标明这是什么书的书录。这可看作是这卷简书的笺(标签)。

刘向勤勤恳恳地工作了19年,在即将完成全部宏伟事业前死去了。他的未竟事业由他的儿子及主要助手刘歆奉命继承。

刘歆(公元前53~公元23年)从青年时代就奉命参加校书工作,刘向死后,他担负起总结校书成果,建立系统目录的重任,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花了大约两年时间,撰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七略》。这样,国家的全部藏书有了统纪,学术流派和科学文化水平也得到了应有的反映。

《七略》包括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略和六略前的《辑略》。《辑略》是全书的总录。它包括总序和各略的序,说明各类图书内容和学术流派,其余六略则依类著录图书,每书之下都有简短说明。《七略》的内容基本上是节录《别录》的书录而成,六略之下有种,种下有家,家下列书。全目除《辑略》外共为6略(大类),38种(小类),603家,13219卷。

《七略》的重大贡献是把我国古代的分类思想具体地运用于整理图书,使西汉前的重要典籍得到了系统的著录,这对古代文化的保存起了重大作用,所以范文澜先生把它和《史记》并提为西汉时期有辉煌成就的两大著作。

班固与《汉书·艺文志》】东汉的目录事业集中表现在班固所撰的《汉书·艺文志》上,这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古代目录书,也是史志目录的开创之作。(www.xing528.com)

《汉书·艺文志》是《汉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撰者班固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他在刘向父子的影响下,继承了《别录》与《七略》的成果,对它加以剪裁、编次,撰成了《汉书·艺文志》,创立了新的目录体裁——史志目录。

《汉书·艺文志》的体制是前有总序,文字虽短,但内容丰富,主要有:①总述汉以前的学术概况;②汉初至成帝时的图书事业;③刘向的校书程序;④刘歆完成的《七略》;⑤《汉书·艺文志》的编撰。

这篇总序即是西汉以前的学术史和目录学史的大纲,又表明了《汉书·艺文志》的学术渊源。

《汉书·艺文志》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等六大类,称为“六略”,《辑略》则散入各种类之后,下分38种,596家,13269卷(此家数、卷数不确)。各略均有序,各种除《诗赋略》外也都有序。

书名的著录方法大致有,先书名后撰人、先撰人后书名、或仅著书名无撰人、以撰人作书名、以撰人官爵为书名和以撰人加文体等六种方式。

目录之后即记种、家、卷的数目。书名下有有注、有无注、有图的也加注,所说只是撰人、内容、篇章、真伪和附录等。

史籍在汉志中没有独立地位,是附在《六艺略·春秋家》之中。春秋这一种包括23家、498篇。除《春秋》的左氏、公羊、谷梁、邹、夹各家外,还有另外一些史籍,如《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汉著记》、《汉大年记》等均见著录,而司马迁的《史记》也作如下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从这条简略著录可以了解到:①尚无《史记》专名;②全书有130篇;③班固所见已十篇有录无书,那么现在所有的十篇显系后人所补。在这条后又著录“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可知西汉时已有冯商为《史记》作补篇工作。这些史籍的著录可以了解秦汉时史籍的一些情况,并可作为运用某些史籍时的外证依据。

《汉书·艺文志》虽是申明以《七略》为主要依据,但也付出了作者剪裁编次的劳动,表现了自己的特色,如调整了去取,改易了文字,变更了属类,删略了一些题解,等等。清人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中曾列举二书异同六点即:《汉志》引文与《七略》不同,《汉志》注较《七略》为简,有《汉志》无而《七略》有者,《汉志》书名与《七略》不同,二者归类不同,《汉志》有新加入者。

《汉书·艺文志》的最大贡献在于始创了史志目录一体,使目录成为正史中的组成部分,保存了历代典籍的要略,特别是《七略》自唐以后亡佚,而《汉书·艺文志》至今独存,遂成为征考汉前典籍的重要依据。《汉志》不仅是目录学著作,也是学术史著作,是探究古代典籍状况和学术思想的重要锁钥。当然,《汉志》并非已著录无遗,同时它也不是很容易完全读懂和掌握的。唐宋以来曾有人做过一些拾遗补阙、疏通汇注的工作,这些著述可供我们读《汉志》的参考。

唐人颜师古曾注过《汉书》,《艺文志》在被注之列,他的注主要是解释文字,如春秋种有《汉著记》百九十卷条下,颜注,“若今之起居注”,虽所注寥寥,但却使我们对《汉著记》的内容有个主要了解。清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搜集前人成果颇多,亦可参考。

宋人王应麟是第一个正式研究《汉志》的学者,著《汉书艺文志考证》,补充了一些遗漏,又收集了一些有关资料,分别系属于有关书籍之下,读者称便。

清人姚振宗又撰《汉书艺文志拾补》和《汉书艺文志条理》,对《汉志》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资料颇丰,条理也清楚,为读《汉志》的重要参考书。今人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45],亦可参考。

王、姚三书均载《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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