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对‘二十五史’的影响-《史料学研究》

“二十五史”主要记载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人物传记，因此，研究社会史，很难立即想到它会包含丰富的社会史材料，可供采摘利用，或者也因为它的巨大部头把人吓坏了，只是为了研究社会史也不敢去翻阅它。这些都是难免产生的误解。其实，“二十五史”拥有大量的社会史资料，而且不难阅读和搜集，只需稍加说明，便可揭示出“二十五史”与社会史研究的内在关系。我们想从前辈史家对“二十五史”社会史史料的运用，从“前四史”的资料对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两个方面来了解这一问题。

20世纪上半叶有三位史学名家，主要利用“二十五史”的材料解释社会史上的问题，这三位是吕思勉、邓之诚和杨树达。吕思勉于20年代著作《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中国宗族制度小史》，这是他的《政治经济掌故讲义》一书中的两章。这部书一共17章，此外的章目有农工商业、钱币、财产、饮食、衣服、宫室、户籍等，这些都是我们今日社会史研究所说的内容。吕思勉用“政治经济”的概念来概括它们，稍后觉得不甚妥切，将书名改易为《中国社会史》。作为后学，我们认为改得比原来好，感到亲切，上面所列的章目，无疑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吕思勉另作有四部断代史，即分别于1941年、1947年、1948年、1957年出版的《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这四部书均给予社会史以大量的篇幅，如《先秦史》共有16章，前10章及第14章是属于政治史的内容；第11章为“社会组织”，含婚姻、族制、人口、等级4节；第13章“衣食住行”，也分4节，说明先秦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先秦时期的社会生活史的叙述限于史料不丰富而显得薄弱，但在《两晋南北朝史》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其第17章“两晋南北朝社会组织”，内设婚制、族制、人口增减、人民移徙，各地方风气5节；第18章“两晋南北朝社会等级”，含有门阀之制、豪右游侠、奴客部曲门生等节；第19章“两晋南北朝人民生计”，分为物价工资资产、豪贵奢侈、地权不均情形、奢侈之禁、借贷赈施5节；第21章“两晋南北朝人民生活”，下设饮食、仓储漕运籴粜、衣服宫室、葬埋、交通6节。第24章“两晋南北朝宗教”，含旧有诸迷信、佛教流通、道教建立3节。《隋唐五代史》保持前述书的章节内容。从章节目录上看，吕思勉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等级、社会群体、衣食住行、人口问题、娱乐、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史事进行研究和说明，这些正是今日我们理解的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唯一不足的是他对社会组织有所忽视，对文化体育娱乐、等级结构还认识得不够全面。但是不能以此要求社会史研究的拓荒者，因为他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不仅如此，他的另一个贡献是对社会史史料的搜集和利用，他的著作征引大量的史料，同时进行考订，以核实史料的可靠性。

对于古代历史文献，吕思勉看重“二十五史”，据介绍，他以阅读“二十五史”为日课，孜孜不倦，五十年如一日，先后将“二十五史”反复看了三遍，因此得益于“二十五史”提供的素材，撰写他的四部断代史和《中国社会史》（1985年由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易名《中国制度史》，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梓行）。他运用“二十五史”资料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下述事例中得知一二。在《隋唐五代史》“社会等级”章“门阀”一节的论述中，所引用的史料主要是“两唐书”“两五代史”及此四书的下列传记、纪、志：高士廉传、艺文志、李义府传、柳冲传、萧至忠传、岑文本传、韦述传、李昭德传、侯思止传、温适传、元稹传、李敬玄传、李怀远传、李日知传、独孤郁传、李吉甫传、杜佑传、杜兼传、于体烈传、公主传、王徽传、张九龄传、袁朗传、冯元常传、裴寂传、窦威传、卢程传、李专美传、崔居俭传、郭崇韬传、殷寅传、职官志、食货志、曹确传、张玄素传、韦挺传、李睽传等，所引列传34个，本纪和志若干，此外还征引了《魏书·卢玄传》《隋书·经籍志》，以及《资治通鉴》等载籍。“门阀”一节，全文不过七八千字，而利用的资料竟是如此之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使用的史料几乎都来自“二十五史”。在《中国社会史》的“钱币”一章中，吕思勉作出两个附录，其一是《二十五史札记：论金银之用》，其二为《二十五史札记：续论金银之用》。可见他在读“二十五史”上面所下的功夫之深巨。正是这些事实，令我们认为吕思勉研究社会史，其资料来源以“二十五史”为主，至少可以说“二十五史”是他治史的重要依据。

邓之诚以著作《中华二千年史》而享有盛名。该书计五卷，前四卷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枣梨，第五卷由中华书局于1956年印行。在此以前，以通史讲义刊刻流行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他在民国初期还撰有《南北朝风俗志》，是我国早期重视社会生活史的学者。邓之诚治史有三个特点：一是史源上注重正史，兼顾野史，但因野史讹误多，“故取材野史，务须审慎”（《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二是行文上，大量排比史料，而不将精力放在论述方面，正如其在《叙录》所言：“斯篇职在排比，与撰述殊科，直录旧文，体则然耳。”三是内容方面，在政治史之外，注重社会史，研究范围包括了衣食住行、婚嫁丧葬、时令节日、文体娱乐，与吕思勉所见略同，唯没有像吕思勉那样关心社会等级结构与制度。

杨树达著作《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剞劂于1933年，叙述汉代婚嫁丧葬的礼法制度和习俗。写法是将所摘录的史料按所反映的事物，分成许多细类，每写一细目，先作极其简略的说明，然后实以同类的若干条资料。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该书是专题资料汇编，而其史料来源则是“两汉书”。

通观吕、邓、杨三氏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我们认识到：他们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就研讨社会史了，是史学家在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他们都重视史料的搜集与运用，胪陈于著述里，就中尤钟情于“二十五史”的材料。所以他们给后学的启迪，既在于开辟社会史领域的研究，还在于社会史史料的引路；循其征引书目，可去阅览，并可扩大史料线索。

“二十五史”所蕴涵的社会史素材，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举出“前四史”中的若干事例，先有个印象，道理就会不说自明。《史记》“八书”之一的《礼书》，记叙礼制，反映礼法所规范的人们饮食、衣服、器皿制度，以便“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册，第1161页；下引“二十五史”均中华书局本，唯注出册、页，不再说明版本）。《乐书》记汉朝祠祀太一神的情形：“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第4册，第1178页）后世民间秘密宗教的活动方式即是“宵聚昼散”，也许是学自汉朝的国家祀典。《封禅书》主要叙述帝王祭祀天地的盛典，但也透露不少民间的祭祀生活，如汉高祖刘邦在民间时，“祷丰枌榆社”（第4册，第1378页），表明秦朝民间有里社，民众可以去祈祷。后来汉高祖称帝，允许“民里社各自则以祠”（第4册，第1380页）。里社本为官办的组织，只是让百姓用自身的财力去做里社的祭祀，后来里社发展为民间自办的群体，汉高祖的这一规定对里社性质的演化起了促进作用。

《平准书》在记载王朝经济制度、政策的同时，反映人们生活状况，如“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惠帝及吕后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第4册，第1418页）。成帝时，公孙弘为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鹜于功利矣”（第4册，第1424页）。可见“八书”既交代了各种典制，也说明了社会上层及商贾的衣食住行、文化娱乐、信仰生活状况，有很多典型事例。《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第9册，第2879页）。可知匈奴人的生产、生活方式。(www.xing528.com)

《汉书·五行志》记录汉成帝“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余，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帻，带持刀剑，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谷永因此进谏：“今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称，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轻无谊之人，以为私客；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宫；数去南面之尊，离深宫之固，挺身独与小人晨夜相随，乌集醉饱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溷肴亡别，闵勉遯乐，昼夜在路。典门户丰宿卫之臣执干戈守空宫，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第5册，第1368页）把成帝私行出游，与家奴百姓共同生活的事实说得很是具体。又云：“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兖州刺史浩尝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瓒注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第5册，第1413页）综合“史汉”的有关记录，参以他书，可能理清民间的四邻结社的历史。

《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讲西、东汉易代之际，刘秀投奔更始政权，为司隶校尉，“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第1册，第10页）。这段文字是说更始政权的将领穿着不像官员：不戴官员的冠，而用庶人的帻；不穿官服，竟用妇女式样的上衣（诸于）、背心（绣镼）、短衣（襜褕），还是平民百姓那样着装打扮，没有一点官员的样子和威严，有见识的人凭此就知道他们成不了气候，得不了天下。本来是欢迎他们进长安的，于是悄悄离开他们，而归心于遵从汉朝官仪的刘秀。由此可知官员着装关系着一个政权的兴亡，可不是寻常的事情。

《后汉书》的列传里，记载了许多人的婚变，卷68《黄允传》云：“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皆，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时。”（第8册，第2230页）暴露小人黄允无故弃妻遭到社会唾弃及夏侯氏的聪明干练，不畏离异。卷84《列女传》载姜诗妻庞氏非常孝敬婆母，“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妻乃寄止邻家，昼夜纺织，市珍馐，使邻母以意白遗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问邻母，邻母具对。姑感惭呼还，恩养愈谨”（第10册，第2783页）。些许小故，姜诗竟然休妻，然而庞氏的孝行，终于感动了不太懂事的婆母，婚姻乃恢复如初。蔡邕之女文姬，先嫁卫仲道，夫死归宁，被南匈奴左贤王掳去，生二子，曹操将她赎回，再嫁董祀。她富有文采，感伤离乱，赋诗二章，为《后汉书》过录于其传记中（第10册，第2800页）。蔡文姬三次结婚，当时人并不轻视她，可见女性再婚完全不像后世有那么多的阻力。如果我们将《列女传》太原王霸妻传与《逸人传》中的王霸传合观，可知一对隐逸夫妇是如何互勖甘于平淡生活的。

上述诸种事例表明，“二十五史”中的社会史资料，对我们认识下列问题颇有意义：（1）民间四邻结社的“社”的演变过程；（2）商人工匠等级地位；（3）女性生活和婚姻；（4）不守帝王之道的皇帝所追求的某种民间生活方式；（5）舆服制度及其实行与政权的关系；（6）少数民族生活方式。“二十五史”的社会史材料，当然不是这么一点点，这里不过是举隅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我们信手拈来的资料，在各史的纪、传、志里都有可供采择的社会史史料。同时，依据笔者使用的经验，“二十五史”的社会史材料，在礼乐、舆服、仪卫、五行、官氏、部族、营卫、祭祀、食货、刑法等志比较集中；在一些类型的传记亦复如此，如列女、孝义、隐逸、方伎、后妃、宗室、外戚、良吏、循吏、文苑、艺术、忠义、宦官、佞幸等传；在本纪中当然也能找到一些。如果我们在利用中注意到这一特点，似乎可以较自觉地也较容易地找到所需要的材料。

归结拙文，只是想说明两点：第一是“二十五史”含有的社会史史料是大量的、常见的、相对好寻觅的，社会史的研究者，特别是初学者，请勿忽视对“二十五史”的阅读与利用，在搜集资料时，如果没有充足的时间，不妨选读有关的志和传；第二是社会史的初学者，对吕思勉、邓之诚的有关著作，似乎可以给予一些关注，他们的著述虽然业已问世多半个世纪，但他们对于“二十五史”和其他史籍史料的爬梳，仍对我们查阅史书有启发的作用。

（原载《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