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整合与有机整合的差异与优劣

费孝通认为：“在社会学，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成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现代国家对乡村的整合便是为了完成一件任务，即将分散分离的乡村社会整合到具有国家统一性的体系中来，实现国家的一体化。现代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是必然趋势，采用的方式不同，收到的成效也不一样。

1949年以后，国家主要通过对传统农村社会的改造的方式推动整合。这种整合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要对经长期历史形成的传统农村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其重要方式，就是通过集体化，消灭数千年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将亿万个体小农统合到人民公社组织中来。

人民公社体制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统合到一个具有军事化色彩的组织体系中，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体制性整合。但这一整合属于简单整合，就是农民被严格限制在公社体制内。个体农民的组织化是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整合的一般趋势，但这种整合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众多条件。除了物质条件以外，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农民的自愿。恩格斯在谈到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趋势时谈到两个观点：一是“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二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这一思想体现了历史发展与对人的尊重的双重结合。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农民最终要灭亡，但这是一个过程，特别注意不能简单地用暴力去实现历史的目的。为此，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合作化时期，执政党重视农民的自愿，主张农民加入和退出合作社的自由。

随着国家对集体化的强力推动，从生产资料到人口，农村的一切都高度统合到人民公社集体组织之中。这种组织体制统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但是，这种整合具有机械的简单整合的特点。也就是主要依靠国家的外部性推动，作为整合对象的农民处于相对被动状态。用美国学者斯科特的话来说，属于“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农村和农民状态千差万别，用统一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不可避免会抑制农村的活力和农民的自主性。加上工业化优先战略导致农村贡献过多，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公社体制对农民缺乏内在的吸引力。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经济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为了巩固人民公社体制，国家不断发动思想政治运动，试图从思想上解决农民的集体化认同问题。但是，农民毕竟是有自身利益和自主意识的人。外部性强力整合的结果更多的是“整而不合”，一旦外部整合松弛，农民便处于对公社体制的离心状态。

这种强力整合，未能充分实现整合者的目标，使得农村社会长期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农民则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正是在此基础上，执政党进行了政策调整，以“分”为特点的家庭承包改革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而迅速推进。“分”正是对以往“统”得过死的强力整合的变革。(www.xing528.com)

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调动和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也是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整合方式的转变，即由外部性的简单整合转变为内外结合的有机整合。这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将农民作为利益主体，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这种整合力图将农民的利益和意愿与国家的政策和法令结合起来，形成良性互动。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整合属于有机整合，即农民对国家整合持积极认同，国家整合能够得到整合对象的支持而不断获得持续性。

总体上看，经历了诸多曲折之后，随着条件的变化，国家对乡村的整合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主要依靠行政力量、运动力量的整合到强化利益引导、服务整合和法律整合等方式，将国家自上而下的整合与农民自下而上的认同结合起来，从简单整合向有机整合转变。

当然，有机整合是一种理想状态。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谈到有机团结组成的社会结构时说：“社会各个要素不仅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具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它们并不像环节虫那样排列成行，相互搭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隶属，共同结合成为一个机构并与有机体其他机构相互进行制约。”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状态是一个历史过程。随着农民利益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难度加大，还需要不断调适自己的行为。1949年以后，农村社会经历了人民公社的“统”，到家庭承包的“分”，正在进入一个“合”的新阶段。这种“合”不仅仅是农民之间的小“合”，更是城乡一体化、国家一体化的大“合”。如何有机整合而不是简单整合，仍然是一个有待不断加以解答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