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代际差异样本实证结果与分析

如表5-5所示，研究分别以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和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子样本数据建立二元Probit选择模型（模型1和模型2），考察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借入资金可得性和借出资金意愿性的因素的代际差异，并计算各自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

表5-5　民间借入可得性与借出意愿性的代际结构差异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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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根据1226名老一代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和1004名新生代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整理。

（1）婚姻正向影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借入可得性，负向影响对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借出意愿性

如表5-5所示，个人统计特征中的MAR（婚姻状况）变量正向影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民间借入可得性，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而这一变量对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的民间借出意愿性具有负向影响，系数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就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婚姻从两个层面降低违约风险：第一，组成家庭后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具有更强的工作和居住稳定性，家庭生活的经济压力极大地提升了维护经济来源的动机，也保障了其作为借款人的身份更易核实和追溯；第二，婚姻提升了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在多个方面的责任感，特别是通过在经济借贷活动中保持良好的信用身份而维护家庭整体荣誉，从而为自身和其他家庭成员建立更加积极的社会身份形象。然而，由于已婚是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常态，因此婚姻状况对这一群体的影响作用与新生代存在较大差异：第一，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维护自身信用的动机在减弱，维护子代信用的动机在增强，而这一群体的子女往往在城市生活务工，家庭整体的经济负担较独身的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更重，违约的风险更高；第二，已婚的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加局限于姻亲关系下两个小家族，而未婚的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则由于缺乏姻亲社会关系而在更大的宗族群体中获得补偿，因此未婚的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在更大社会网络中维护自身信用的动机更为强烈。不难看出，婚姻状况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的民间借贷影响路径截然相反，但遵循相同的发展趋势，即各自群体中的“非常态”个体更易获得资金供给，可以认为，婚姻状况对民间借贷的影响体现了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内部民间资金的供给不足。(www.xing528.com)

（2）同乡关系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工关系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负向影响主要针对新生代

如表5-5所示，借贷关系特征中的VIL（同乡关系）变量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借入资金可得性和借出资金意愿性均有正向影响，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从借出意愿性模型可以看出，这一变量对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影响作用较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更大，边际贡献为0.2459，是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1.7倍。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对同乡关系的认同度较新生代更高，因此出借人在借出资金时，倾向于相信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会在同乡群体内维护自身的金融信用和社会身份；而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交范围更广，参与城市社会活动的能力更强，从而对同乡身份的认同度相对较低。如表5-5所示，借贷关系特征中的COL（同工关系）变量对农业转移人口民间借贷的影响作用仅在新生代群体中显著，系数为负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对全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民间金融内卷化正经历“去同工化”的发展过程；而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子样本的实证则进一步证实，这种负向影响主要针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表现为一种较为强烈的金融排斥。第一，由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从事技术性工作的比例更高，城市办公室文化对这一群体的影响更大，同工关系下的社会交往被局限在工作领域，更为深入的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被视为对良好同事关系的破坏，造成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向同工借款的比例虽高，但获得借款的比例却很低；第二，同工关系对经济水平的认知往往仅考虑收入（INC）与工龄的交叉作用，因此具有同工关系的借款人更易识别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这部分经济水平，造成同工关系对借入可得性的负向作用，但实证也指出，出借人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收入要求（0.0618）已经较老一代（0.0943）有所降低，体现了借款人对农业转移人口综合经济状况识别不足的补偿。

（3）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民间金融内卷化趋势同时表现在价格和非价格门槛方面，老一代民间借贷的价格门槛提升趋势不明显

如表5-5所示，利率变量（INT）作为民间借贷的价格门槛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而这一变量对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借入资金可得性和借出资金意愿性的影响均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民间金融内卷化趋势并不在价格门槛方面。这种民间金融内卷化趋势在价格门槛上的代际差异，说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民间借贷行为受价格因素调节的匹配机制更为灵活，借贷的互助性质在减弱，有限资金供给下的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但实证同时指出，民间金融内卷化在非价格门槛上的发展趋势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均产生影响，如表5-5所示，一方面，两代农业转移人口民间借贷均表现出对借贷关系特征的细化，其中，同工关系（COL）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借入资金可得性有负向影响，而异性关系（SEX）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借入资金可得性均有正向影响，但从边际贡献看，对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影响作用（0.3382）较对新生代（0.2722）更大；另一方面，两代农业转移人口民间借贷均表现出对借贷行为特征的进一步约束，其中，担保机制（GUA）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借入资金可得性均有正向影响，而是否提供抵押品（MOR）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有正向影响。不难看出，就借贷关系特征细化和借贷行为特征约束这两方面的非价格门槛提升而言，针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民间借贷要求更为复杂化、精细化，需要提供的交易型信息更多，对关系型信息的甄别要求较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更高。

（4）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内的民间金融相对地位较老一代更为固定

如表5-5所示，借贷历史中的BOR（曾借入）变量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在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借入可得性和借出意愿性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而在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借入可得性模型中则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BOR变量的系数符号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借款人向曾经借入过资金的出借人再次借款时，获得资金供给的概率更高，即在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内部，作为授信方的出借人和作为受信方的借款人在借贷关系上是相对固定的；而这种群体内的金融地位相对固定性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影响更大，因此显著性和边际贡献均远超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从描述统计可以看出，两代农业转移人口向曾经借入过资金的出借人借款的比例相差不大，但向曾经借出过资金的出借人借款的比例上老一代较新生代高5.47％，差异较为显著。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对民间借贷的价值观念较老一代更接近自由市场，资金互助的意识趋于淡薄，借贷行为倾向于依赖借贷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经济状况较差的个体较少出于互助关系而向他人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