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代城市融入程度的认知结构研究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本质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建设力度超过农村，户籍差异不仅意味着社会身份存在差异，也表明附属于社会身份的公共服务权利存在差异。城市融入程度是一个主观指标，表达了转移人口对自身是否与城市人口共享公平社会环境的认知，并不等同于公共服务的权利平等。何军（2011）在考察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时大量采用自我认知指标，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归属感等三个方面建立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程度评价体系，这种评价的核心是自我感知的“身份认同”。子代对父代的社会身份认同是家庭传承给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资本，即子女对父母城市融入程度的认同将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部分而深刻影响子代，因此对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子代所认知的父代城市融入程度直接决定了子代的市民化起点。

研究借鉴何军对农民工自我认知的城市融入指标细分，将三级指标转化为子代农业转移人口对父代城市融入的认知，评分模式保持一致，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归属感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采用层析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平均得分较高的指标获得较高的相对权重，如表8-3所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对父母城市融入程度的认知结构与农民工自我认知完全不同，实证显示，行为方式的重要性被显著提升，而归属感的重要性下降。就行为方式的二级指标而言，信息获取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而时事关注的重要性下降，说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对父母信息获取的融入性给予了较高评价，而对父母时事关注的评价则低于农民工的自我认知；就价值观念的二级指标而言，健康意识的重要性显著降低，说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并不认为父母对自身健康的重视已经足够。

表8-3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对父代城市融入的认知结构（与农民工对比）

续　表

数据来源：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列根据调查数据整理；农民工自我认知列根据何军（2011）整理。(www.xing528.com)

表8-4对比了农业转移人口对父母城市融入程度的认知和农民工对自我城市融入程度的认知，以父代认知权重（即农民工自我认知权重）计算的城市融入程度为1.685，远低于两代农民工的自我认知，其原因在于认知结构的不一致，如表8-3所示；通过调整指标权重，以子代认知权重（即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对父母认知权重）计算的城市融入程度为2.097，非常接近老一代农民工的自我认知2.099，说明虽然认知结构不一致，但对城市融入程度的评价结果是具有一致性的。而以子代认知权重计算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对父母城市融入程度的评价具有更小的标准差0.270，说明子代的认知更为集中和稳定，具有更好的指标权重结构。

表8-4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认知的父代城市融入程度（与农民工对比）

数据来源：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列根据调查数据整理；农民工列根据何军（2011）整理。

家庭是社会的单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所能获取的社会资本应当是以家庭为核心的，即父母的城市融入程度将作为子女的社会资本而影响其对自身金融市民化程度的认知。Nahapiet 等（1998）把社会资本区分为三个基本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行为方式指标体现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结构，通过对接受、处理和输出社会信息的行为表现出与城市人口行为的结构化差异；价值观念指标体现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关系，即通过权衡利弊来构建自身与各类社会主体的互动关系，而绝大多数价值观念指标体现的是金融经济关系；归属感则体现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认知，是认知主体对自我社会身份的离散界定。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归属感较为全面地涵盖了社会资本范畴，因此研究将以这三个一级指标的评分描述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依从父母（家庭）传承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