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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理论对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

时间:2023-06-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无论是期望效用理论还是主观期望效用理论,都是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考虑风险条件下决策者的行为。因此,在不确定环境下进行决策时,决策主体选择的决策参照点的不同,会导致对预期“收益”判断的差异,影响人们对价值的主观判断,从而改变人们的决策行为。此后,学者们在前景理论的框架下,开展了对公司决策行为的系列研究。

前景理论对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

无论是期望效用理论还是主观期望效用理论,都是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考虑风险条件下决策者的行为。然而,决策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开始对期望效用理论提出了挑战,其中最为著名的是“Alias悖论”和“Ellsberg悖论”。Allais(1952)和Ellsberg(1961)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在实验室或现实场景中的各种决策行为存在着与理性假设相悖的系统性偏差。为此,Kahneman和Tversky(1979)提出“前景理论”,试图来解释这些“异象”。研究发现,决策者在面对盈利和亏损时会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决策者在价值为纯收益时表现为风险厌恶,而在价值为净损失时表现为风险追求;人们对于损失的反应强度要高于收益部分。

前景理论采用价值函数V(·)来表示效用的概念,采用权重函数π(·)来取代效用函数中的概率,用来决定主体对预期的价值,根据价值的变化而不是价值的现有状况来进行决策。前景理论主要包括以下观点:(1)人们进行决策包括两个阶段:编辑阶段(editing phase)和评价阶段(evaluation phase)。在编辑阶段,人们进行决策参照点的选择,根据参照点将结果划分为“收益”和“损失”;在评价阶段,根据编辑阶段选择的结果进行计算,得出价值最大的期望,做出决策。(2)人们对“收益”和“损失”的感知随决策参照点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在决策时的选择是基于对预期“前景”的判断,这种判断常常是决策者根据决策参照标准来决定其决策的态度,并做出最终决策。因此,在不确定环境下进行决策时,决策主体选择的决策参照点的不同,会导致对预期“收益”判断的差异,影响人们对价值的主观判断,从而改变人们的决策行为。(3)人们对于“损失”的敏感度要高于“收益”。Kahneman和Tversky(1979)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预期损失的估计要比预期收益高出约两倍,从而表现出损失厌恶的心理特征。从价值函数(图1-3)可以看到,由于这种损失厌恶的特征,在预期亏损时,效用曲线向下凸,而在预期盈利时,效用曲线为凹型,距离决策参照点越近,人们的反应越敏感。同时可以看到,亏损曲线的斜率要大于盈利曲线的斜率,对损失的厌恶大于收益带来的快乐。

图1-3 价值函数(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Kahneman D,Tversky A.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1979:263-291.

行为者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通常先按照理性偏好进行编辑处理,贯彻效用最大化原则。然而,由于决策信息的复杂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当行为者对决策预期不能完全把握时,行为者的认知心理偏差会导致其进行非理性决策。即,人们在确定性预期下是“损失厌恶”的,而当面临不确定预期时,人们就会转向遵从“风险偏好”准则(何大安,2005)。

前景理论的提出弥补了期望效用理论的不足,奠定了现代行为金融的理论基石,该理论的提出者Kahneman也因此而成为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此后,学者们在前景理论的框架下,开展了对公司决策行为的系列研究。如:应用前景理论解释股票收益率的反转现象(Barberis and Huang,2001),基于前景理论的行为资产定价决策(Barberis et al.,2001;张荣武、赵行亮,2011),提出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多指标非关联决策方法(王正新等,2010),解释管理层超阈值而实施的盈余管理行为(曾爱民等,2009),探讨集体决策对恶性增资的作用(刘志远、刘青,2007)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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