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律性自组织影响的特征分析

城市群（都市圈）之所以能够成为支撑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源于城市群（都市圈）的基本构成单元（即一座座城市）之间关联互动形成超越各城市简单加总的合力，这种合力外在表现为一定的空间经济格局或空间经济景观形态，内在源于具有密切的城际经济关联，城市群（都市圈）的形成过程本质上也就是城市之间深度交流、分工协作、持续融合的集聚过程。在区域发展的空间经济格局方面，空间经济景观形态是抽象的，不同于平常用肉眼看到的实体景物，只能借助一些手段来使其变得形象化。比较常见的包括，借用物理学中“场”理论（任寿根，2005；金凤花等，2010；沈惊宏等，2015）、引力模型（符小洪和黄民生，2002；孙晶和许崇正，2011）等用于经济发展的空间分析与展示，近年来用人口或经济密度作为空间经济景观分析与展示的研究也开始增加（尹虹潘，2012；尹虹潘等，2014）。在区域发展的城际经济关联方面，有的学者将城市群看作“城市—腹地”相互作用的系统，系统内部在产业、通勤等方面有密切联系，并在空间上不断扩展，城市功能升级、产业扩散等空间联系也日益密切（Ravetz，2000）。也有学者认为世界是一个城市网络，城市作为网络节点而存在，城市地位的变化由它与其他节点的相互作用所决定（Taylor，2002）。总的来说，城市群（都市圈）的自组织演化是城际竞争与共生相互作用的过程（马远军和张小林，2008），是各城市实现自身利益的延伸（马志强，2006）。

区域发展中的空间经济格局是外在体现出的经济景观形态，而城际经济关联则是支撑区域发展的内在组织机制。尹虹潘（2019b）采用改进引力模型（尹虹潘，2005；2006）计算了成渝地区19个主要城市多年的经济腹地（经济吸引区）范围，借鉴李敬等（2014）的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这些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网络，研究发现越是经济腹地存在交叠的城市之间往往经济关联也越密切，区域发展中表现出的经济景观形态与其内在组织机制具有高度统一的特点，这两方面可以相互印证，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可以更好体现成渝地区发展中规律性的自组织影响。具体而言，成渝地区发展中基于近距离空间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城际经济关联是区域发展规律的主要自组织机制，而超越近距离空间交互的城际经济关联是相对较少的，不是影响区域发展的主流。以城市经济规模、所在区域整体城市化水平、城际地理空间距离、交互便捷性（交通速度与时间距离）等为基础计算出的城市经济腹地范围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现实中多数城际经济关联的发生。(www.xing528.com)

成都周边区域内的各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腹地范围有较高的交叠融合程度，与这种区域经济空间景观相对应的是，该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水平也是更高的，其重要原因在于成都周边区域内的次级城市密度较大，这可能与该区域地处成都平原的有利地形有关，也必然与前面谈到的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人为增大城市密度有关。而重庆周边区域则存在一定差距，如万州、达州的经济腹地范围只是与重庆中心城区的经济腹地范围部分相交而尚未完全叠合，黔江的经济腹地范围更是尚未与重庆中心城区的经济腹地范围相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重庆周边区域内各主要次级城市的直线距离基本在100～250千米（成都周边区域内的这一距离范围仅为60～120千米）。更多山地地形是重庆周边区域内次级城市之间距离偏大的一个原因，重庆直辖后市直管区县的“扁平化”城市层级体系不利于产生集聚水平高的次级城市也是重要的原因。各次级城市之间较大的空间距离，意味着区域内单位面积的次级城市密度更低，这不利于形成支撑中心城市更好集聚发展的经济腹地环境。与此同时，处在重庆、成都两大中心城市之间的成渝中间地带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也是上述区域自组织规律作用的结果，因为远离两大中心城市，从空间经济景观上看是处于两大中心城市腹地范围的边缘，从内在机制上看则不能非常有效地融入到对应的城际经济关联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