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成功的关键——重视商德

在历史上，人们为何称商人为“市井小人”？原始交换始于井边，市井是商的代称，这是说商人“唯利是图”，不讲道德，为发财什么事都干得出，故称为“小人”。是否商人都如此？对于商人，要具体分析，既有义商，也有奸商，还有一般守法商人，不能一竹竿都打倒。

商人经商，其动机是为利，目的也是为利，一句话，是为了发财。问题是怎样发财，是欺骗、做假，还是相反。欺骗、做假的商人，古今中外都有。在我国自从出现商人、商业，即在商周之际这种事就有了。正因有欺骗、做假，故西周设立的市场就任专职官吏严防处理，这在《周礼·地官·司市》有明确的记载，如设胥师，负责辨货物的真伪，规定他职责是“察其诈伪、饰行、亻卖慝者而殊罚之。听其小治小讼而断之。”可见，在周时，已有商人在市场贩卖伪劣商品或进行欺骗，因此才特设胥师来查防惩处理，并对消费者的投诉及时决断处理。

商人在利的驱使下，走私漏税，欺骗卖假，无代无之，如管理认真严格这种现象就少些，否则就普遍而严重。《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估客乐》就形象地刻画了这种商人的恶劣行径。“估客”即行商，他们经商是世代相传的，从小就受到父兄经商的影响，及稍长独立出外经商，父兄叮嘱他们：“求利莫求名”，“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即教他们卖假、偷税，只要有利可图，不用管什么名声，什么事都可干。这些青年行商遵照其父兄所教，“鍮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石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钱。”即买回假玉做的臂钏、糯米制的项璎，卖给同村的不知货的农村妇女，为了赚钱管它什么邻里情，百钱的本一下就赚了十倍之多。接着指出，“估客”就这样继续以欺骗做假的卑劣手段，不断大发横财，生意越做越大。他们走遍天下，什么生意都做，包括贩卖人口。以至到京师，上巴结皇帝的亲信宦官“十常侍”和朝中权贵，下勾结州县官吏，狼狈为奸，掠剥人民。他们干尽损国害民的勾当，因而暴富比拟王者，享受着奢侈的生活。

随着科学的发展，到今天任何事物都可做假，其欺骗性和危害性更大。做假不只在中国，在欧美各国也很普遍，其手段更“高明”。可以说，做假之害已成为全球性的严重问题之一，对各国国计民生危害很大。

尽管商人中存在欺骗做假的严重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的商人都如此。重商德的商人，古今都不少，如商祖陶朱公在齐经商发财，他要到陶经商前，散财分与好友和邻里。儒商子贡常做好事，救济贫穷的老百姓；为诸侯排难解纷，虽有人送重礼也不接受。由于儒学对中国人影响最深，商人也不例外。自士人陆续加入商人队伍后，商人中的素质有所变化，尤以明清商人最显著。在明中期以前，“士农工商”泾渭分明，士为首，商为末，但自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士商地位有互换之势。归有光指出：“古者四民异出，至于后世士与农商相混。”至清时，有不少地方甚至以商为首、士为末。因此，科场失意和为生计所迫的士人纷纷投入商人队伍，也为商里带来了儒学的不欺、重诚信和名德的思想。如士人席本久经商后也继续研究儒学，“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他勉励自己及其后代“礼义自将，不愧于儒术”。在儒商的影响下，明清不少商人为提高自己地位也学儒学，争取加入士人行列，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儒家的教导，如明商人张士毅“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因受儒学的影响，明清时不少商人较讲信用、重名德，他们兴办慈善事业，如修桥筑路、赈济施舍成为一时的风尚。有的商人不趁谷价贵贱而从中暴利，如汪道昆的《太涵集》记载的商人长公就是这样：“癸卯谷贱伤农，诸贾人持谷价不予，长公独与平价积之。明年饥，谷踊贵，长公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境内德长公，诵义至今不绝。”这说明，受到儒学影响的商人，讲仁义，做到诚实不欺。这也是中国商人与西方商人有所不同之处：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商人较心慈手段，西方商人则心贪手狠，如西欧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一系列暴力和劫掠的过程，是“血和火”的历史，西欧的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的。(www.xing528.com)

但我们不能将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归咎于中国商人没有西方商人那样心贪手狠而是心慈心软。重商德，不只过去，在今天也是商人所应遵循的。这不仅是有关商人素质的问题，也是明智的商人的经营要略。儒学主张不欺、重信用和名德，重商德的中国商人正是以此作为经商的准则的，这对于他们取得成功起了很大作用。陕西商人樊现曾谈其经商经验说：“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他因“以不欺为计”，得到顾客的信任而“日益”，即赚钱日多，而“以欺为计”的人，别人上了一次当就不再与之交易了，反而“日损”了。现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四小龙”经济的崛起与受儒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外国商人也有重商德的，如最善于经商的犹太人最讲信用，突出表现在严格遵守契约上，签约之后，不论发生任何问题，决不毁约，因而得到与之交易者的信任，故生意源源不绝。讲信用是犹太人经商的绝招之一。

我们说中外商人都有重商德的，但这里仅是商人中的一部分人，在商人中也存在不少欺骗、做假的。因为商人经商是为追逐利润，素质差的商人易于钱迷心窍，为了发财就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进行欺骗、做假，这种事在中国自周代开始至今已有二千多年了，而在当代世界上也是个严重问题，对各国国计民生为害极大。因此，不能靠几次打假运动就可一劳永逸地将之杜绝。搞运动是需要的，这能引起全民注意，发动全民投入打假中来，但更重要的是要常打假，不只政府要制订打假法，还要设打假常设机构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协会。政府和人民联手常打假，才使欺骗、做假行为不能泛滥为害。不仅在国内打假，也要杜绝来自国外的欺骗、做假，这就要靠海关严密检查，使之不能蒙混过关。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商人中，因受儒教的影响确存在重商德的良好传统，即不欺、诚信、重名德，这到今天还有影响，如不少侨商捐巨资支持祖国办教育事业，如陈嘉庚为办学即使破产也在所不惜。中国商人这种重商德的良好传统，我们应予以继承和大力提倡，使之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