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的法律地位及历史演变

一、中国的商人

各国法律关于“商人”概念的界定,主要是在对商事行为的外延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商人的分类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对商人“从事商业经营或为商事法律行为而成为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这一基本法律属性的认识还是一致的。法律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使得各国法律对“商人”这一社会阶层^[2]及其特性的认知也呈现出发展变化：“凡此种种,都毫无例外地打上了时代和地域的烙印。”^[3]而清代商人社会进行的行业性司法活动无不与清代商人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的烙印”密切相关。

提到历史上中国商人的社会角色,人们必定会想到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和中国商人被贬抑、被歪曲的形象。事实上,抑商、贱商、商人法律地位低下的历史现象,并非中国特有。相比于欧洲历史上曾弥漫着的抑商的浓雾^[4],以及欧洲社会对犹太商人的压迫^[5],即便是莎士比亚这样的有着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的大师也在自己的戏剧中将威尼斯犹太商人的形象贬抑、丑化至极;相形之下,中国统治者所采取的措施却一直是比较明智的,即通过立法对商人及商业活动加强管理、控制——实际上这种管理与控制对于保障交易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有着客观意义。

文献记载,上古时期,中国的统治阶级就开始对商人及其商事活动进行控制与管理。《逸周书·程典解》记载有周文王曾说过的一段话：

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忠不力,不可以成治;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工不族居,不可以得官,族不乡别,不可以入惠;族居乡别,业分而专,然后可以成治。^[6]

这种对社会职业和社会阶层的划分^[7],可以说是中国商人身份法的雏形：商人作为一个专事商业贸易活动的阶层的社会属性,及其作为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属性,由此被界定出来,并传及后代。这种划分,不仅有利于统治阶级对商人进行控制,也有利于国家对商业活动进行有效管理。(www.xing528.com)

回顾秦汉以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封建统治阶级从立法入手,制定出一套管商、卡商、压商的法律制度——例如“市籍”制度;这些调整我国古代商业社会商人商事活动的商法规范普遍具有既管事又管人,管人为主、管事为辅的鲜明特点。所以,有学者言简意赅地指出中国古代统治者关于商业管理立法的价值取向在于：“发展商业,抑制商人,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商贾的基本策略。”^[8]

中国的“商人阶层—商人社会”从其发端起,经过历史上几次大的商业发展机遇,至清代已发展成为“典型形态的中国旧式商人阶层”,且具备如下特点：(1)商人阶层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发展相联系,即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人阶层的发展;商业和商人又成为促使城市经济繁荣的活水源头。(2)中国商人有着悠久的自治传统。中国商人阶层很早就有自己独特的行会组织,他们既受同业行会组织内部一定的约束,又具有相当大的自主经营和竞争空间。商人的行会组织发展到清代,其范围、领域、规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些行业即使并未形成严密的组织形式,也不乏经常性的松散的联系和不定期的集议活动;这些活动都体现了中国商人自治性的特点。(3)中国城市商人通常是五方杂处,籍贯复杂。所以商人之间既可以用“同乡之谊”为纽带拉帮结伙——建立地缘性的商人组织,又可以用“共同利益”为旗帜,进行行业间的联合与相互制约——建立行业协会。由此形成中国的商人社会。(4)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是经济中心、军事中心、政治中心合一,尤以政治中心为突出。在大小城市中,商人阶层特有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无不对其所在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产生影响。^[9]

一方面背负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义轻利”观念,另一方面迫于生活的无奈而奔波于商场,另一方面唯利是图,相时而动,另一方面小心翼翼地随时注意保护自己。即如有学者描述的“素性圆滑”、“避乱趋安”^[10]。有时候又踌躇满志,随时准备以管仲为鉴。这就是清朝商人传承于历史的文化基因而呈现出的普遍特点。总的来说,中国历代商人不仅在具体的商事活动中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免在行为上与统治阶级产生直面的冲突,且在维护自己所处的商事秩序和环境时,其所定规则也尽可能地不违背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避免任何来自统治阶级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打击,以比较好地保护自己。这样的心态历程,既导致了商人在自治过程中对国家制定法的依赖,也保证了制定法在商人自治过程中的权威和有效性——反之,也使商人自治过程中产生的规则经常得到统治阶级认可。

清代商人自治及其自治规则的产生及内容与清代商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生活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