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的东海渔获：历史发展与挑战

自古至今，宁波的“东海渔获”大体上经历了这样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迄清代后期。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这一阶段的“东海渔获”主要有以下几个亮点：（1）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的六支木浆、船型陶舟、骨锥、骨镖和大量的动物水生骨骸，表明甬上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以渔猎为生的这一传闻，并非仅仅只是传说。（2）秦汉时期，宁波沿海渔民就已将收获的海产品，运到县县治和象山东门岛等地进行“山海互市”。（3）唐代，宁波不但海洋捕捞规模日渐扩大，而且开始养殖贝壳类海洋生物，更有部分海产品如淡菜、石首鱼、白蟹、泥螺被列为贡品。（4）南宋时期，海洋捕捞业由于造船业的发达而有更为快速地成长，据说当时宁波最盛时有船只7916艘，经常取道韭山去东海捕鱼。（5）从元代开始，乌贼成为鄞县海洋捕捞业的大宗产品和甬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6）明代前期因饱受倭乱之苦而被迫内迁的海岛渔民，在鄞县东钱湖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大对作业法。（7）随着倭寇的平定，明代中后期宁波渔市趋于复兴，今江厦街和后塘街一带在当时更是繁华异常。（8）自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以来，尤其是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许民众迁居海岛之后，宁波渔业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值得称道的重要发展期，并先后形成了众多通过“排甲互保制”组织而成的渔帮，例如镇海北乡的张网船渔帮（1724）、象山东门大捕船渔帮（1739）、奉化栖凤渔帮（1745）、桐照渔帮（1798），以及咸丰年间（1851—1861）的鄞县东钱湖、姜山、大嵩三大渔帮。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宁波渔团局统计，当时宁波境内共有渔民7109人、渔船800艘。

第二阶段始于清末民初，下迄1949年宁波解放，并可进一步细分为四个时期：（1）清朝末年，因海盗横行，渔船往往需要武力护航才能出海作业，彼时宁波渔业也因此比较低迷，这期间最大的亮点就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浙江渔业公司在江北岸的成立。（2）得益于1914年《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的颁行，又受惠于1917年佘山洋渔场的发现，宁波海运捕捞业逐渐进入兴盛期，仅鄞县“湖帮”“大嵩江帮”“姜山帮”这三大渔帮名下，就有渔民13095人、各类渔船2589艘，而且部分渔民为就近生产、方便生活，在1932—1936年，纷纷从鄞县迁居舟山。（3）抗战时期，象山东门、镇海蟹浦、北仑郭巨、鄞县东钱湖等地，有相当部分的渔民，惨遭日寇的无辜枪杀，渔船惨被焚毁，宁波渔业经济也因此至为萧条。（4）抗战胜利后，宁波的海洋捕捞业虽一度趋于复苏，渔船数量也曾恢复至战前的60%，但好景不长，就因为政治腐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海盗四起而难以为继，于是渔民纷纷破产或转业，到1949年5月宁波解放时，境内渔船仅剩1607艘。

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是宁波“东海渔获”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大体上可细分为三个时期：（1）1949—1957年的恢复和初步发展，当时宁波海洋渔业根据“先恢复，后发展”的政策，实施“以捕捞为主”的生产方针，境内渔船总数到1955年已接近于1935年时的历史最高水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浙江海洋渔业公司（后改称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在1937年迁址于孔浦，并迅速发展壮大为在国内名列前茅的国营海洋捕捞综合性企业。（2）1958—1970年的徘徊，其间不但渔业生产受到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的干扰，而且渔业经济体制和海产品的购销也时有反复，由此而导致的消极后果是，宁波海域无论单位产量抑或优质鱼类资源，均呈明显下降趋势。（3）1971—1978年的探索发展，一方面积极发展机帆船灯光围网作业；另一方面大力拓展海水养殖范围，并为此调整了发展方向、生产体制、经营机制、品种结构和作业方式，从而促使海水养殖捕捞业在曲折中稳步前进。(www.xing528.com)

第四阶段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三个时期：（1）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放宽政策、加速水产业的指示》出台后，随着僵化产销体制的被打破，宁波渔业迅速进入开发性调整期，其重心是更新大型渔轮、开发外海渔场、推广对虾养殖、发展水产冷库、搞好保鲜工作。（2）随着1997年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快渔业发展的意见》的贯彻执行，宁波确立了“主攻水产养殖”的发展方针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也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海水养殖热潮，从而调整、优化了原来以捕捞为主的渔业结构。（3）从世纪之交开始，宁波渔业迈入战略性调整时期，并突出地表现为：一是在增长模式上，从数量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二是在产业素质上，从注重生产能力转向注重市场竞争力。三是在管理方式上，从资源开发型转向生态保护型。

综观宁波渔业经济自古至今的变迁，不难从中总结出其发展特征：（1）宁波渔业不但源远流长，而且从同期横向对比的角度来看，又始终处于全国前列。（2）宁波渔业发展在历史上虽时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总体而言，至少表现出下列四大动向：一是作业区域逐渐从近海向外洋拓展；二是作业工具和作业方式，从简单趋于复杂；三是从纯粹的捕捞转为以捕捞为主，再转为捕捞与养殖相结合；四是从无序发展日益转为理性规划。（3）不但渔业经济始终是宁波地方经济的重要构成，而且海产品及其加工物长期以来就是甬上先民不可或缺的“下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