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马亚时代中的呼罗珊文化

呼罗珊本意为“东方的土地”，指伊朗高原东部直至阿姆河左岸的广大地区。麦地那哈里发时代后期，阿拉伯人自库法和巴士拉挥师东进，征服呼罗珊。倭马亚时代，大批阿拉伯人离开伊拉克，移至呼罗珊，使呼罗珊成为继阿拉伯半岛和新月地带之后阿拉伯人的又一家园。

倭马亚时代的阿拉伯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伊斯兰教诞生前蒙昧时代的血缘联系，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人尤其较多地保留部落族群的传统形式。作为征服者首先进入呼罗珊的阿拉伯人大都属于塔米姆部落，继塔米姆部落之后，来自阿兹德部落、阿卜杜勒·凯斯部落和巴克尔部落的阿拉伯人亦不断移入呼罗珊。倭马亚时代中期，大批阿拉伯部落民再度自伊拉克移入呼罗珊。至倭马亚王朝末期，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部落民及其眷属的总数约为20万人。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部落民，并未像移入伊拉克的阿拉伯人集中于库法和巴士拉，而是分散在木鹿绿洲以及内沙浦尔、赫拉特、塔尔干、突斯、木鹿-卢泽诸多地区，或从军征战，或务农经商，其社会地位不尽相同。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杂居状态，加速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同化和融合的过程。出生在呼罗珊的阿拉伯人不再使用父辈的语言，而是操接近波斯语的呼罗珊方言。他们中的许多人身着波斯的民族服饰，庆祝波斯人的传统节日纳乌鲁兹节和米赫尔干节，与土著民众狂欢作乐。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通婚现象亦十分普遍。久居呼罗珊的阿拉伯贝都因人后裔，在外表上与土著的波斯人已经没有明显的差异。他们都长着白皙的脸皮，留着黄色的胡须，身着费尔干纳的地方服饰。与此同时，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人逐渐分化为战士和定居者两大阶层。

阿拉伯人之征服呼罗珊，不同于在其他地区的征服。呼罗珊的土著贵族在阿拉伯人征服前大都各自为政，与萨珊王朝联系甚少，而波斯帝国的灭亡并没有直接导致土著贵族在呼罗珊统治权力的结束。阿拉伯征服者在呼罗珊各地往往只是与土著贵族订立条约和征收贡税，同时保留后者原有的诸多特权。阿拉伯人在放弃征战而务农经商后，竟遭到呼罗珊土著贵族的盘剥勒索，甚至沦为后者的隶属民。文献资料亦屡屡提及阿拉伯定居者由于呼罗珊总督与土著贵族联手统治而怨声载道。因此，在倭马亚时代的呼罗珊，社会对立与种族差异的界限并非相互吻合，而是错综交织：土著贵族往往支持倭马亚王朝的统治，阿拉伯定居者的社会地位则与土著平民益趋接近。696年，土著贵族萨比特·库特巴和胡勒斯·库特巴曾经随同呼罗珊总督倭马亚·阿卜杜拉攻击反叛的塔米姆部落首领布凯尔·瓦沙赫，布凯尔·瓦沙赫则以免除土地税作为条件争取土著农民的支持。712年，呼罗珊总督古太白·穆斯林招募大批土著居民围攻撒马尔罕，而当撒马尔罕王公指责古太白·穆斯林唆使土著者自相残杀时，古太白·穆斯林亦指责撒马尔罕王公煽动阿拉伯人反叛倭马亚王朝。(www.xing528.com)

阿拉伯人涌向呼罗珊，可谓伊拉克地区政治对抗的直接结果。倭马亚王朝的移民举措，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伊拉克的秩序。然而，大批骚乱者的东迁，使呼罗珊成为威胁倭马亚王朝统治的隐患所在。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人主要来自巴士拉，自库法东移的阿拉伯人数量较少。呼罗珊的阿拉伯人无疑对倭马亚王朝的统治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但是他们大都并非阿里家族的追随者，什叶派的政治影响相对有限。相传，穆罕默德·阿里曾说：“库法人是阿里及其后裔的追随者，巴士拉人怀念着死去的奥斯曼。贾吉拉是哈瓦立及派的势力范围，他们是堕落的阿拉伯人，与基督徒没有区别。叙利亚人只服从穆阿威叶和倭马亚家族，是所有穆斯林的仇敌，而麦加人和麦地那人仅仅推崇阿布·伯克尔和欧麦尔。我们要去争取呼罗珊人的支持，那里有着强悍而无偏见的战士。我的希望寄托在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们没有阿拉伯贵族的私欲，也没有介入宗派之间的权力角逐……他们正遭受着统治者的盘剥和欺辱，企盼着拯救者的来临。”因此，当阿拔斯人在库法举步维艰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里慧眼独识，选择呼罗珊，达瓦的重心开始移向遥远的东方。达瓦的东移，不仅意味着阿拔斯人活动空间的改变，而且体现阿拔斯派与什叶派日渐分离的发展趋向，使得植根于什叶派土壤的阿拔斯派开始自成体系而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