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女真悄悄崛起的同时，明朝正步履沉重地迈入全面衰退期。先有万历皇帝的懒政，再经天启皇帝的荒政，再遇到崇祯皇帝的胡乱折腾，最终导致大明王朝的气数殆尽，而且已成积重难返之势。由于皇帝昏庸、宦官专权，明廷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严重的危机。武昌、苏州等地出现规模不等的民变，辽东甚至出现兵变。这表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官与民之间的矛盾，正日益突出。动辄万人以上的民变规模，不仅反映社会危机的日渐加深，同时也宣告明政权的统治力正在衰减。在军事上，同样呈现出明显的颓败之势，尤其是与后金之间在攻守态势上悄然发生改变。皇太极在位时更是大举入塞，进一步加快了推翻明政权的步伐。
在正统年间，由于瓦剌的迅速崛起，明朝北疆已经产生严重的安全危机。“土木堡之变”中，英宗朱祁镇成为俘虏。明军的惨败充分暴露出政治、军事的各种矛盾。此后则爆发了北京保卫战，因为于谦等主战派坚决抵抗，成功击退了瓦剌军的进犯。北京保卫战虽然取胜，却没有对瓦剌军构成致命打击，胜利成果终究有限。瓦剌军此后持续不断地对北疆构成威胁，北疆的危机越发加重。《明史》记载，“景帝即位，十余年间，边患日多”[2]，这真实反映出当时边务日渐衰败的实际情况。
俗话说，攻难守易，其实攻与防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而绝对，防守一方至少相对较难占据主动。如果摸不准对手的进攻方向，则更容易处于被动。这正如孙子所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3]。明朝对北部游牧民族更多采取防御之策，但是北部边界线漫长，如何实现有效防守，终究是一件难事。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边饷危机已经明显呈现出来，而且渐渐演变成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这同样在加速明王朝的衰亡。有学者总结这种结构性问题的突出表现：“边镇防线过长，内地补给有限，粮食运转路途遥远，困难过大，成本太高。”[4]到了衰世，随着政治腐败和经济下滑，前方补给变得更加困难，原有的边疆战略自然就会失去继续贯彻执行的基础。当初设计九镇虽然起到一定实效，但到了此时，其中弊端如巨大的物资损耗等，也变得日益突出。面对困境，孙承宗多次呼吁裁减军队员额，上书请求简汰官兵[5]，以争取节约开支，维持前线士卒的基本补给。依据当时双方角力的实际情形，明军只能通过增兵来增加防线的厚度。但是，因为补给不足，孙承宗只能提出这种饮鸩止渴的策略，实属万般无奈。(www.xing528.com)
万历年间，明廷连续用兵。万历中期的“万历三大征”，即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援朝抗倭之役，也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边防问题由此而日益严重。朝廷被迫四处筹措军饷，“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6]，给各地民众带来沉重压力。此外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十三边镇的防线过长，官军人马也明显不足”[7]。明朝中期，由于世袭制的军队完全丧失战斗力，明廷被迫改而采用募兵制来补充兵力。这种改变一度对抗击倭寇起到积极作用。但到了后期，已然挽救不了整个军政的败坏。政治腐败不可避免地对军队构成侵蚀，并很快就形成层层盘剥式的贪腐。下级军官难以依靠薄酬养家，底层士卒更是无法糊口。即便如此，他们还要承受各种沉重的剥削，最终只能走上哗变的道路。崇祯初年，处于辽东前线的宁远，便率先出现士兵哗变，辽东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奔走不及，都被叛兵抓住。此后，山西等地相继发生勤王兵哗变事件。军队毫无战斗力，甚至“一望虏兵，即思逃遁”[8]。保卫明王朝的长城，已经呈现轰然坍塌之势。明朝统治者精心构筑的北边防御体系，也就此宣告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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