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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北疆战略调整与朱高炽继位

时间:2023-08-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自己顺利继承皇位后的第四天,朱高炽又马上对大明边疆重新做了军事防御部署。不过在如何处理几乎置父皇于死地的大明仇敌鞑靼、兀良哈以及“内奸嫌疑人”金忠等人问题上,明仁宗朱高炽却费了神。

明朝北疆战略调整与朱高炽继位

永乐皇帝几乎战死于北疆,作为天朝上国之主,尤其是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盛世之治”的一代雄主最后落得这般结局,这可没什么可炫耀的。他的死极有可能是中了金忠与蒙古人合伙设计的圈套,张辅、杨荣、金幼孜等这些第五次北征的主要参与人都心知肚明,但就是苦于没有直接的证据;更何况大明军连连战败,这本身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留下记载让后人诟病,万万不可。再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永乐皇帝在外眼望大明军惨败而崩,作为随行大臣张辅、杨荣、金幼孜等难道就没责任?追究起来不说自身没命,就连家人性命都可能不保。幸好那个神秘莫测的金忠后来也没事,大家也就“相安无事”了。

对此,朱棣皇位的继承人朱高炽就一点不知道内幕?不可能!朱高炽大智若愚,但实际上是个十分精明的人。他如履薄冰地当了20年太子,皇帝老爸为政期间出了不少问题,没谁比他自己更清楚了。如今他老人家走了,就让他走吧,何必要牵涉那么多的无辜?再说老皇帝是出境作战死的,一旦要是说出来,大明朝廷的脸可就丢大了!与其这样,还不如保持沉默吧!眼下最为重要的是稳定压倒一切,针对皇父第五次亲征时几乎带走了所有的兵力而造成京师空虚的不堪局面,朱高炽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丙午日“遣书谕随征大营五军总兵官,先委宁阳侯陈懋、阳武侯薛禄,率领原随驾精壮马队三千星驰回京。若三千马队不可撤动,即于各营选精壮马队一万还京”(《明仁宗实录》卷1上)。同时为防止与自己争了20年皇位继承人的二弟朱高煦乘机发难,他又“命驸马都尉沐昕掌南京后军都督府事,命太监王贵通率下番官军赴南京镇守”,由南向北看住或掣肘在山东乐安的汉王。(《明仁宗实录》卷1上)

在自己顺利继承皇位后的第四天,朱高炽又马上对大明边疆重新做了军事防御部署。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己未日,他任命武安侯郑亨等四人为边疆总兵官,其中“(郑)亨镇守大同,保定侯孟瑛镇交阯,襄城伯李隆镇山海,武进伯朱荣镇辽东”(《明仁宗实录》卷1下)。

重用永乐朝跟随父皇“靖难”或多次出征的军事将领为边疆重镇守将,改境外军事进攻为边疆严防死守,朱高炽“以静制动”地收拾朱棣战死后的不堪场面,从而稳定了大明帝国北疆的局势。这一切都是在人们不经意间给轻轻松松地搞定的。不过在如何处理几乎置父皇于死地的大明仇敌鞑靼、兀良哈以及“内奸嫌疑人”金忠等人问题上,明仁宗朱高炽却费了神。

大约在朱棣死后的第五个月,即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亥日,朱高炽“遣使赍敕谕兀良哈官民曰:‘皇考太宗皇帝殡天,朕已钦承奉天命,继承大位,主宰天下。凡四方万国之人,罪无大小悉已赦宥。若兀良哈官民敬顺天道,许令改过自新,仍前朝贡听往来生理。’上因谕侍臣曰:‘彼有过而不宥之,既无所容,将来必为边患,吾不吝屈己,以安百姓’”(《明仁宗实录》卷7)。(www.xing528.com)

那么兀良哈人犯了什么样的大过要自新?翻阅《明实录》,笔者发现,从永乐二十年八月到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归天、朱高炽即位,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兀良哈”三个字在《明太宗实录》中只字未提。而在最接近永乐二十年八月提到兀良哈的就是朱棣第三次亲征漠北回归(永乐二十年七月)时,大明军对兀良哈发动了突然袭击,“斩首数百级”“斩首虏数十人”;(《明太宗实录》卷250)“获其男女千余及牛羊马数万,并得所掠边卒男女百余人送御营”(《明太宗实录》卷250)。

自己父皇带领军队斩获了人家兀良哈那么多人,谦谦君子一般的朱高炽在上台大赦天下的情势下却要兀良哈“改过自新”。这太不吻合明仁宗的性格特征了,倒很像他的那个无赖加恶棍的弟弟朱高煦的做派,可这明明是明仁宗的敕谕,由此也可以反过来证明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的朱棣为鞑靼、兀良哈所害之事属实。既然属实,那为什么朱高炽就不为父皇和大明军报仇雪恨?在笔者看来:第一,朱高炽善文不善武;第二,大明刚刚发生国丧,和谐安定才是第一要务;第三,朱高炽也怕大动干戈会给一直野心勃勃想要夺取皇位的二弟朱高煦造成作乱的间隙;第四,朱高炽治国奉行省工罢役和与民休息的政策。如果发动对境外北虏的复仇军事战争,就无法使得大明帝国真正地“拨乱反正”;再说与北虏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皇都没玩过北虏,自己一介书生还是省省心吧!正因为如此,朱高炽在给兀良哈发出敕谕时曾跟近侍大臣这番说道:“北虏有过而我们不能宽宥他们,一旦被逼急了,他们会上我边疆来衅事,构成边患。与其这样,倒不如‘吾不吝屈己,以安百姓’。”(《明仁宗实录》卷7)

委屈一下自己,也没多大了不得,只要老百姓生活能安宁就行,而要使老百姓生活安宁,势必得布控和守住好北疆。为此,朱高炽多次下令给大同、宁夏、甘肃、辽东、宣府、山海、永平、开平等处总兵官及备御官等边疆守将,要他们“整搠军马,严加堤备”,“令各隘口及烟墩昼夜用心瞭望,谨慎谨慎,毋致疏虞”(《明仁宗实录》卷4上)。洪熙元年二月,明仁宗正式对全国边地主要将官颁发制谕和将军印,“云南总兵官、太傅、黔国公沐晟佩征南将军印,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佩征南将军印,广西总兵官、镇远侯顾兴祖佩征蛮将军印,辽东总兵官、武进伯朱荣佩征虏前将军印,宣府总兵官、都督谭广佩镇朔将军印,甘肃总兵官、都督费佩平羌将军印,交阯参将荣昌伯陈智、都督方政佩征夷副将军印,宁夏参将、保定伯梁铭,都督陈怀佩征西将军印,有旧授制谕者封识缴回”(《明仁宗实录》卷7上)。

朱高炽上台后正式确认的10位边疆地区总兵官或接近于总兵官,除了云南总兵官沐晟、广西总兵官顾兴祖和交阯参将荣昌伯陈智、都督方政外,有6位总兵官或接近于总兵官的高级将领镇守在北疆,他们是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辽东总兵官、武进伯朱荣,宣府总兵官、都督谭广,甘肃总兵官、都督费和宁夏参将、保定伯梁铭,都督陈怀,加上永乐时代任命的山海、永平等处总兵官、遂安伯陈英(主要镇守地在蓟州)等,这样使得永乐帝战死后大明帝国北疆上重新调整成了大同、辽东、宣府、甘肃、宁夏和蓟州6大军事防御重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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