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战一度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的主要作战样式，到战国时期逐渐没落。[178]到了明代，火器技术一度迎来快速发展，因为战车可以装载火器，车兵迎来复兴的机会。明代兵书《火龙神器阵法》中，已将装载火器的战车视为“以寡敌众，以逸待劳”之谋。[179]在北方御敌战争中，明军也曾多次尝试使用车战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180]到了明朝末期，随着内忧外患进一步加剧，设计新型战法成为现实而又急迫的课题，因此对新型车兵的呼唤也越来越强烈。面对以骑兵见长的后金军，孙承宗也将装载火器的战车视为击败对手、收复辽土的重要砝码，因此力主建设新型车兵，并积极研讨火器与车兵相结合的新战法。在他看来，战车不仅具有“不动如山”的抗击打能力，也可以利用火器快速打击敌军。当然，多兵种协同战术的关键是“火（器）以车习，车以火（器）用”[181]，二者之间密切配合，并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这种新型车战一定不只是火器技术和战车的简单结合，还需考虑多兵种之间的协同。骑兵、车兵、步兵、水兵等，都需达成最优配置，从而形成合力打击对手。孙承宗指出，其中核心还是看火器能否充分发挥作战效率：“莫如用车，其用车在用火（器）。”[182]因此，为加快推进火器与车兵的融合，他倾注了几乎全部的心血并寄予厚望，曾留下“万方车骑拥雕栏”[183]的诗句。
为确保车营的顺利组建和新战法研讨的深入展开，孙承宗非常注意招揽人才。在督师蓟辽期间，他长期与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等文武官员研讨破敌之策，推动新型车兵的战法研究。“以边才自许”[184]的袁崇焕，也得到孙承宗的赏识。尽管孙承宗一度因权阉魏忠贤诬陷而去职，但抗金信念始终岿然不动。崇祯十一年（1638），清兵攻陷高阳后，他自缢身亡，表现了宁死不屈的气节。在意识到新型战车的战斗力之后，孙承宗曾主持撰写《车营图制》，就车营编组、兵器配备、兵种协同及后勤保障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此后，为确保车营编制的合理化和相关战法研究水平的提升，孙承宗推出了有关车营战法的108个论题，即《车营百八叩》，同时还组织人力编写《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叩说》，对所叩问内容进行解说，从而形成《车营叩答合编》一书。孙承宗相信，“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185]，希望是书能收到很好的反响，能对抗击后金军起到积极作用。
今人所见《车营叩答合编》共分四个部分，分别为《车营图制》《车营百八叩》《车营百八答》《车营百八叩说》。如前所述，该书主导思想与孙承宗密不可分，但它同时也是集体研究的成果。在孙承宗之外，还有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等人参与其中。主撰者之一鹿善继，学宗陆王，著述甚丰，所撰《前督师纪略》《后督师纪略》等，对当时抗击后金的战争有深刻体察和较为忠实的记录，因此被孙承宗邀请撰写《车营图制》，并协同茅元仪等撰成《车营百八答》。另一主撰人茅元仪曾刻苦地钻研历代兵典，曾撰成大型兵书《武备志》，故而以“知兵”之名受到孙承宗的重视，后因功被举荐为翰林院待诏，并追随孙承宗在宦海浮沉。茅元仪敏感地意识到明末兵学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所著《武备志》对传统兵学进行了多方总结。在此基础之上，他又对新型车战进行深入探讨，故而受到孙承宗的格外器重。除此之外，还有杜应芳。他曾追随孙承宗任武库主事，有管理火器的实际工作经验，因此也成为《车营叩答合编》的主撰人员。(www.xing528.com)
虽说《车营叩答合编》的四个部分均于明末完成，但《明史·艺文志》只著录《车营百八叩》，其余三部分虽经多方搜寻，始终难觅踪迹，直到清同治年间才被发现并汇编成一部书。这是《车营叩答合编》最早的版本，今藏于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光绪六年（1880），在鹿善继七世孙鹿传霖的推动之下，又有《车营叩答合编》重订活字本问世，孙承宗、鹿善继、茅元仪等人有关车战的种种韬略，得以被更多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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