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品德修养看，高低地位无关，高尚品德也是人才

我们知道，品德修养在远古乃至西周时期首先是约束国家最高统治者即君主的，然而至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原先约束各诸侯国君的各种规章制度已经破坏，虽然当时也有人乃至某些学派提倡统治者应具有良好的修养，成为国家的典范，但实践上齐国国君即使是贤君也是享乐治国两不误。某些人乃至某些学派的建议只能成为无法实现的空谈。这可从《管子》一书中可以看到。

《管子·五辅》说：“凡人君之所以内失百姓，外失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国亏，社稷灭覆，身体危殆，非生于淫谄[謟淫]者，未之尝闻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声谄耳，淫观谄目，耳目之所好谄心。心之所好，伤民。民伤而身不危者，未之尝闻也。”《管子》一书的作者总结历史，认为国君身败名裂、国削人亡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己纵情于享乐而不顾百姓的死活。因此他认为，国家要想兴盛应该首先从齐国君主做起。《管子·牧民》说：“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管子·七臣七主》也说：“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死与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恶也，然而为之者何也？从主之所欲也。而况愉乐音声之化乎？”《管子》一书的作者非常明白齐国君主品德修养的好坏，即是否纵欲享乐沉湎于声色犬马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作用。他们甚至一致认为，君主有德是国家兴盛的第一因素。“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以及“一国之存亡在其主”都说明了这个道理。这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讲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以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都是同一个道理。(www.xing528.com)

因此《管子》主张贤人政治。“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管子·君臣下》）《管子》从国家产生的根源来说明国家最高统治者应是有德有才者，应该为民师表。《管子》的这种思想在《晏子春秋》《荀子》等齐文化典籍中都有明显的体现。然而我们通过春秋战国齐国的历史可以看出，齐国君主并不能达到这种要求，《管子》中的《大匡》《中匡》《小匡》以及相关篇章和《国语·齐语》都详细记载了管仲及其同僚如何劝谏齐桓公守德及桓公的所作所为，而《晏子春秋》则详细记载了晏婴自执政后不遗余力地劝谏齐景公守礼尊德和景公的所作所为，而《史记》中的《田敬仲完世家》《孟子荀卿列传》《滑稽列传》等篇章及《战国策·齐策》及其他篇章和《说苑》《新序》等有关典籍则记载了齐威王、齐宣王的种种失德作为以及邹忌、淳于髡等贤相良臣如何劝谏他们尊德。从总体来看，虽然这四位国君即使有贤相良臣劝谏，虽然能够在危急之时暂时收敛一下自己的欲望，但嗜酒、好色、贪猎等欲望陪伴他们一生。由于君主的荒淫纵欲，贤人政治在齐国就大打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