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不是孔子的著作。这个否定性论点，对于历代《论语》学者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而，它从来没有像《老子》《庄子》那样，发生过“版权”是否属于孔子的争讼。
但关于《论语》的“版权”争讼仍然存在。较早提到它的作者的，是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著名经学家兼文献学家刘向。他的《别录》，以为《论语》“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虽然孔子一生有弟子三千，高足也有七十二，刘向并没有确指记录者是谁，但他的意思是清楚的，即认定此书是孔子学生当时的听讲笔记，记下的都是好话。
可是，与刘向同时的另一著名经学家匡衡，却以为此书不仅记言，而且记行：“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1］
不过，匡衡并没有对《论语》作者提出异议。提出异议或确议的，是两汉之际谶书的佚名作者。那时在社会上流传着假托孔子预言的谶书中间，有一部叫作《论语崇爵谶》，今存仅一条，恰好说到《论语》的作者：“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2］子夏是孔子晚年的著名门徒，在孔子死时年方二十八岁，在孔子死后与子游、子张、曾参等，各立门户，互相攻讦。但汉朝以来的学者，多以为他是孔门大部分经书的传授者。因此，《论语崇爵谶》佚名作者，说子夏是《论语》结集的为首人物，也许不无根据。但此说如可信，则结集时间当在孔子死后，因而实际上否定了刘向的判断。
《七略》的作者刘歆，则采取调和的姿态：“《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这里，他既维护乃父刘向的说法，又否定匡衡的记行说，还肯定书是孔子死后编辑的，不是颇有摇摆之嫌么？但此说有两点新意，一是说书中还有孔子回答“时人”的话，二是说书中还有孔子弟子互相议论的记录，这些议论的性质属于接续从先生那里听来的话。也就是说，不属于“接闻于夫子之语”的范围，在书中便不收录。应该说，作为对书的描述，刘歆此说是相当全面的，尽管他回避了确指哪些门人是论撰者。因此，近百年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袭用此说，表明它为人们所接受。
但刘歆说法比较含糊，倘引用不小心，便启疑窦。东汉后期的赵岐的《孟子题辞》，就有这纰漏。他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人们知道，孔子的著名弟子，如颜回、子路、宰予等，都比孔子早死，又如冉伯牛、原宪等，或病或隐，怎能在孔子死后参与《论语》结集呢？(www.xing528.com)
于是，刘歆说的“门人”，到底指谁和谁，就必然要提出讨论。与赵岐同时的郑玄，便确指《论语》的撰集者是仲弓、子游、子夏等［3］。根据呢？也许有，也许没有。因为郑玄的《论语序》早佚，即使博学的清代考据家，也不知这话出于郑玄何书。但后人却信之不疑，包括郑玄的论敌王肃在内。清代的《论语》注释家刘宝楠的一段话，很能反映这样盲从郑玄者的逻辑：“要之《论语》之作，不出一人，故语多重见。而编辑成书，则由仲弓、子游、子夏首为商定，故传《论语》者能知三子之名。郑君习闻其说，故于序标明之也。”［4］没见过郑玄原序，也举不出任何证据，却能将过程说得头头是道，这不是用想象以济考据之穷的明证吗？
对于郑说当然有怀疑，但已是郑玄去世后六百年的事。现存的首出怀疑论，是生活在8、9世纪交替时期的柳宗元的《论语辩》。他以为，《论语》不是孔子弟子所记，而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曾参的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作。他的理由极简单，曾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在孔子弟子中间最年轻，但《论语》却记载了曾参老死的情形，那时“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5］后一推论，已被刘宝楠驳倒，指出《论语》中孔子弟子称“子”的，还有闵子骞、冉伯牛和冉求三人［6］。然而程颐、朱熹却似乎没有见到这样的事实，他们把柳宗元的推测再往前推，断言这部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二子独以子称”［7］。据说，程颐、朱熹属于归纳派哲学家。归纳法强调由特殊到一般，倾向于无征不信。程朱在这里恰好是对证据视而不见，有征不信。可见讲逻辑不等于守信仰，当逻辑不利于信仰时，无论怎样标榜归纳逻辑，也必定要抹煞证据，强迫客观历史迁就主观需要。
程朱自然还另有所图。朱熹竭力表彰“四书”，宣扬《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而引人入门的作者，据他们说就是曾参。宋以后，曾参的地位被理学家越抬越高，由贤人而圣人，在孔庙里变成仅次于“复圣”颜渊的“宗圣”。这与程朱强调《论语》出于曾参弟子之手，岂无密切联系吗？
经学家也好，理学家也好，谁都没有提供《论语》结集时间和作者的确凿证明。既然如此，《论语》能否成为关于孔子的第一手材料，岂非存在莫大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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