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户帖释义及其内容
户帖最早见于晚唐。文宗大和四年(830)五月，剑南西川宣抚使崔戎奏称:
准朝旨制置西川事条。今与郭钊商量，两税钱数约三分，二分内现钱，一分折纳匹段……旧有税姜芋之类，每亩至七八百，征敛不时。今併省税名，尽依诸处为四限等第，先给户帖。余一切名目勒停。[4]
帖之原义，系指往来文书。陈叔方《颖川语小》卷上:“今省部曰帖，皆公移也。”这是上级官衙下达的公文。《木兰诗》:“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这是官府向百姓发出的征兵通知书。还有文帖、请帖、社司转帖等，则属民间文书性质。户帖之称，顾名思义，应是官府发给民户的一种文书。上引崔戎奏疏提到的户帖，则是一种赋税通知。
五代有无户帖，笔者囿于所见，不敢遽曰史载阙如。宋代户帖始见于宋初太祖时。乾德元年(963)十月庚辰诏书:
诸州版簿、户帖、户钞，委本州判官、录事掌之，旧无者创造。[5]
宋初所造户帖，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应与晚唐有渊源关系。这不仅是因为时代相近，而且因为宋代亦以资产来征取两税，户帖赖以运行的总的历史环境没有变。上引《长编》这条诏令，亦载于当时官修的《历朝会要》中，因所载更为详尽，迻录如下:
太祖建隆四年(963)十月诏书:……如闻向来州县催科都无帐历，自今诸州委本州判官、录事参军点检逐县，如官元［原］无版籍，及百姓无户帖、户抄［钞］处，便仰置造，即不得烦扰人户。[6]
细绎此段材料，可知如下三事:(一)户帖由地方官府统一置造，必有固定划一之格式;(二)户帖与户钞对称，户钞即税钞之一种，是民户输纳税租后从官府所得的纳税收据，户帖既与户钞处在同一系列中，显系税租类文书，而与户籍无涉;(三)户帖确为州县催科赋税而设，必然详尽登载民户赀产作为征税依据。这个认识可由宋初所颁布之《农田敕》得到证实。乾兴元年(1022)十二月，时仁宗已即位未改元，有上封者言:
又按《农田敕》，“买置及析居、归业、佃逃户未併入本户者，各出户帖供输。”今臣僚所请，“並须割入一户下。今秋申明旧敕令，于逐县门榜壁晓示人户。与限百日，许令陈首改正。限满不首，即今后更敢违犯，许人陈告……”并从之。[7]
此处将官府颁发户帖与民户供输税赋直接联系在一起，可见户帖确为征税而设;民户在原有产业之外陆续添置的新增产业，至少北宋前期是可以“各出户帖”来供输税额的，据此，户帖登载田产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往往因多次田产交易而形成一户拥有几个户帖的情况。虽说仁宗以后实行了续买田产、逃户归业等“並须割入一户”合并输纳的新法，但一则宋代土地买卖十分频繁，“庄田置后频移主”[8]、“千年田换八百主”[9]的现实导致“田宅无定主”[10]、“富儿更替坐”[11]等谚语相继出现，因添置田产而续颁户帖之事不易杜绝;再则官府本身亦难以做到一户只颁一帖，在承买官田、佃官田、垦荒之类场合，官府所出户帖只载民户该年次所买(佃、垦)之田产，不可能具载该民户的其他田产。加之在以“析居”为名而行“诡户”之实的情况下，少者“一户分为三四户或六七户”[12]，多者一户分为“十余小户”[13]，甚至有析成“三二十户”[14]、“五七十家”[15]者。其办法是将“名字、行第、小字、称谓裂为数户者有之，若祖、若父、若兄弟、若子侄、若姻党，剖为数十户者又有之。大抵岁月寖久，则上户皆入于下户”[16]。因此一户拥有数帖，甚至一块地分成数帖的情况仍将存在下去。(www.xing528.com)
户帖文书在神宗熙丰年间得到了极为广泛的运用。熙宁五年(1072)八月，司农寺以《方田均税条约》颁行天下，其法以千步为方，对方内民田逐一丈量，然后“计其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仍再期一季，以尽其词。乃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17]。经过农田丈量的民户，均由官府发给户帖。其目的，当然是确保国家税收。但在晚唐以降“据地出税，天下皆同”[18]的原则下，要“均定税数”，就一定要落实田产。这样，清丈过程中“计其肥瘠”、“定其色号”以及田产亩积等，必定作为征税依据而详尽登载。两年后，方田均税法在京东十七州县开始推行时，正是这样做的。
方田，每方差大甲头二人，以本方上户充;小甲头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认步亩。方田官躬验逐等地色，更勒甲头、方户同定，写成草帐，于逐段长阔步数下，各计定顷亩，官自募人覆算，更别造方帐。限四十日毕。先点印记，晓示方户，各具书算人写造草帐、庄帐，候给户帖，连庄帐付逐户以为地符。[19]
在经过丈量、“计定顷亩”后，还要“晓示方户”、确认无误，才填写户帖，连同庄账颁与各户。在仔细与慎重中力求户帖所载田产状况与实际相符，使民户税额负担与其实有田产相符。所以徽宗时蔡京曾说:“神宗讲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为之账，而步亩高下丈尺不可隐;户给之帖，而升合尺寸无所遗。”[20]可见户帖确以民户税额为登载内容。
在此后十余年中，方田均税法逐步推广到河北、陕西、河东等五路，共清丈田亩二百四十八万余顷，约占当时全部纳税田四百六十万顷的一半以上[21]。据《元丰九域志》粗略统计，上述诸路拥有田产的主户达二百万户以上。即以一户一帖计，仅方田均税法中就发出二百多万份户帖，此数不可谓不钜。事实上户帖还在垦荒、归业、承佃和官田出卖等多种场合使用。但不论何种场合，户帖均以登载民户田产及其税额为主要内容。
南宋户帖规制一如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十一月，宋廷为筹措军费而颁的《出卖户帖令》规定:
诸路州县出卖户帖，令民间自行开其所管地宅田亩间架之数而输其直，仍立式行下。……既而中书言:‘恐骚扰稽缓，乃立定价钱，应坊廓、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乡村五等、坊廓九等户皆一千，凡六等。’……又用殿中侍御史王缙言，诏州县止以簿籍见在数目出给户帖，务要简便不扰。[22]
可见除乡村主户外，坊廓户亦有户帖。无论乡户还是坊廓，无论民户自行呈报还是官府据簿填写，总之是该户赀产即其“地宅田亩间架之数”构成户帖的主要内容。又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十一月湖广总领赵彦逾奏称:
近委襄阳通判朱佾躬亲诣木渠下审实，取见［现］民户共实管田九百一十四顷二十三亩有奇，契据、分书、税苗、户帖内田共一百八十一顷三十九亩有奇，包占共田七百三十二顷八十三亩有奇。[23]
豪强包占田亩数字得以查清，一是靠朱佾实地查勘垦田面积，一是因为户帖、地契和分家书等文据内载有田亩面积。未载入户帖等文据内的垦田即系豪强包占顷亩。这些事实说明，户帖以民户田产及其税额为主要内容，无论北宋、南宋，都是一以贯之的。故从内容上看，户帖与登载民户人口资料的“户籍清册”，是两种类型的文书，不容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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