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战争指导机构与计划—复盘甲午战争

清廷由于制度缺陷，既无参谋本部，又无大本营，决定开战后只能一切委之于李鸿章，同时从军机处、总理衙门抽调代表，组成御前顾问团参赞军机。清廷直到11月2日才成立了带有大本营性质的督办军务处。但没有专业人士辅佐，有等于无。最终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已是捉襟见肘。背后又被一群毫无实战经验和军事专业技能的文人官僚掣肘，清廷之战争计划自难以精密推敲，而只能由李鸿章及其幕僚勾画极其粗线条的草图，再由光绪及其顾问团胡乱修订。

清廷对朝军事政策最初之转变在6月23日（五月二十二日）。此前清廷仅意在剿匪，从这天开始转向对日备战，并在发给李鸿章的密谕中明确提到：“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前派去助剿之兵，现应如何调度移扎以备缓急之处，并著详酌办理。”[13]

李鸿章因之肩负起制定对日战备、作战计划的责任。

但是，由于此时的李鸿章一门心思追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未把军事准备工作放在优先位置。这令光绪非常不满，遂于7月1日（五月二十八日）经军机处转发上谕，指责李鸿章：“前经叠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理法，均未覆奏。……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李鸿章老于兵事，久著劳勋，著即详细筹划，迅速覆奏，以慰廑系。”[14]

李鸿章的回复其实在此前一天已发出，内中提及北洋战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陆军中“器械精利，操练纯熟”的部队只有二万人，且要负责直隶、山东、奉天三处的沿海要地，“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所以要求户部先确实筹措军费二三百万两，以备扩军之用。[15]

这一下，中枢震惊，乃又于7月2日（五月二十九日）要求李鸿章立即将北洋陆海军兵力详情“逐一详细覆奏”。[16]

7月4日（六月初二），李鸿章奏明北洋陆海军战力详情，并解释了经费用途：如果只是立足北洋海防体系进行防御作战，则“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亦有信心可以自固。但是，如展开境外攻势，则现有兵力实在是捉襟见肘，必须招募新营守备，才能腾出更多的兵力用于出国进攻，所以才有前述二三百万两军费增加的申请。[17]

对此解释，光绪无话可说，乃转而在7月6日（六月初四）命户部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迅速落实款项。[18]

7月11日（六月初九），户部和海军衙门复奏，称各自筹款150万两以供军需。[19]虽然这只是一个初步承诺，且完全没有进一步推敲这笔款项是否够用，但急不可耐的光绪已于当天指示李鸿章“查照提解”，“务将战守一切事宜，随时妥为筹备，以期缓急足恃”。[20]次日，军机处又将御史张仲炘弹劾李鸿章的文章转发给李过目，仍不外乎是要旁敲侧击，希望李鸿章能“豫为筹划”，“水陆各军如何分进，粮饷军火如何转运，沿海要口如何防守，一切事宜，熟筹调度，谋定后动，方可迅赴戎机。”[21]

至此，李鸿章终于开始拟定入朝作战计划。由于没有专业机构可资借力，李鸿章的计划制定得非常粗疏，但变动起来又非常“存乎一心”。再加上同样喜欢改来改去的光绪，在此后的一个多月内，清廷的对日作战计划前后竟改动达七次之多，前后形成了八个方案：

第一方案：按李鸿章之最初计划，本欲先将叶志超军撤回国内，同时集结兵力伺机进入朝鲜北部。仍是和战两便，但更倾向于和的布局。这一布局虽有备战力度不足的缺陷，但如第六章所论，如能因此消除牙山弱点，仍不失为一大斩获。

第二方案：可是，光绪在7月14日（六月十二日）却一口否定了撤回牙山孤军的建议，并要求李鸿章“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再续调大军进入朝鲜北部。[22]

第三方案：宦海沉浮多年的李鸿章立即展示出打官场太极拳的本事，尽量降低光绪及其身边无知文人的干扰。既然光绪只是反对将叶志超军撤回国内，并未明确反对将叶志超军继续留在牙山。李鸿章乃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变通方案：

北路大军尽快进入朝鲜北部。叶志超军则撤离牙山但不回国，而是北上，海运经大同江进入平壤。首批自北路入朝之部队也很快确定：他从北洋陆军和东北奉天驻军中抽调精锐，将卫汝贵部16营机动部队中的13营调集入朝，“由海道（经大同江）进平壤”，[23]和叶志超军会师。北洋海军出动五艘军舰护航五艘轮船，接应叶志超部北撤，经大同江入平壤。然后，五艘军舰即留在大同江口，接应自大沽出发海运入平壤的卫汝贵部。[24]同时还从奉天抽调了左宝贵部马步8营自陆路进军平壤。又从宋庆麾下抽调了马玉昆部5营毅军，由轮船运到大东沟，再经陆路入朝，进驻义州，掩护平壤后路安全，伺机前进。[25]

应该说，李鸿章的这个计划制定得非常巧妙，充分利用了海运的便捷性和中国的基地优势，如能实现，则不仅叶志超军脱险，且可迅速抢占平壤，从而有效平衡日军对汉城和仁川的控制。可是，这个计划并非由专业团队本着科学精神反复推敲而成，而是李鸿章和二三幕僚灵光闪现的结果。一旦其灵感暗淡之时，自己的信心就先动摇了。

第四方案：由于李鸿章迟迟未将计划详案上报，愤怒的光绪在7月16日（六月十四日）的谕旨中予以严厉斥责：“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禀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26]

实际上，李鸿章的方案已在当天上呈，只不过内容居然又发生了变化，且这变化是李鸿章自己修改的。原定由海运经大同江直入平壤的卫汝贵军，突然改为和马玉昆一样，由轮船运到大东沟，再经陆路入朝。[27]理由据李鸿章自己说是“由黄海赴平壤太险”。[28]18日（六月十六日），又从奉天盛军中抽调马步队1 500人，由丰升阿统带，经陆路入朝，与左宝贵部“合队前进至平壤一带驻扎”。[29]同一天，清廷批准了李鸿章的新计划。[30](www.xing528.com)

和上一计划相比，本计划的缺陷在于卫汝贵部的进入平壤的时间被大大延后。叶志超军到平壤后仍是孤军。但如能落实，仍可暂时消除叶志超军在牙山的孤危地位。岂料，这一点又未实现。

第五方案：由于叶志超不敢走海路北撤，李鸿章在7月20日（六月十八日）又提出新计划，进一步增援叶志超：“将来若和议不成，北有平壤大队，南有叶军，合力前进，牵制得势”。[31]这就彻底改变了原计划，形成了南北夹击汉城的部署。这个态势貌似壮观，实则完全不切实际。因为清军根本不具备抢在日军大举增兵之前启动此一南北夹击计划的机动力和后勤保障力。在卫汝贵部改经大东沟陆路进军后，更是如此。而李鸿章之所以如此修改，深层原因如丰岛海战一章所论，仍是因为对调停保有幻想的结果，以为此种格局能够震慑住日军。而光绪和他身边的文人官僚只懂纸上谈兵，对此种大而无当的布局竟颇为受用，毫无置疑便任由李鸿章放手去做了。

第六方案：放手去做的结果就是，在南线相继爆发丰岛海战和成欢陆战，北线之进军速度亦大受延误，叶志超军安危未卜。从7月30日到8月4日的6天，可以说是清军最危险的时刻。李鸿章一时亦不免“深悔（卫汝贵军）不走大同（江）”。[32]光绪却全不看现实态势，竟于8月2日（七月初二）突生幻想，令李鸿章督促“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各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以期迅奏虏功，勿得稍涉迁延，致滋贻误，是为至要。”[33]

第七方案：事实证明，前述计划完全不切实际。所幸者，日军亦为后勤、运输问题所苦，才使得北路清军得以在8月4日（七月初四）控制平壤，叶志超军亦侥幸安全北撤。至此，和的可能已不复存在，清军在平壤亦已站稳脚跟，李鸿章乃立足实战，对原计划再做制定。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内战经验的重臣，李鸿章对后勤困难和清军的组织缺陷有深刻认识，故而他主张先在平壤站稳脚跟，再徐图进取。关键在于户部多拨经费，加紧招募训练新兵，以新募兵防守要塞区，腾出原驻防之精锐部队入朝，再抽调外省精兵前来增援。如此层层外推，待平壤能集中三万大军，后路、侧翼稳固后，再南下攻击汉城。海军则尽量避免与日军形成舰队决战，而是在渤海内外巡逻往返，“作猛虎在山之势”。此即他日后反复解释的“保船制敌”策略：

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彼之防护仁川各海口，与我之防护北洋各口情势相同。……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34]

总而言之：“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稳扎稳打，庶进退裕如。”[35]

对于这个计划，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等平壤一线将领的意见高度一致：“我战兵总要有二万余人，守口各兵须万余人，俾军无后顾之忧，将有必克之志，庶大功可成。”对此，李鸿章自然是深表认同：“所称地势敌情，尚为明确，非有劲旅三万人，前后布置周密，难操胜券。现卫、马、左、丰到齐仅万四千五百人；况因沿途雨水阻滞，卫军后起步队四营、马队五营未到，马军续调一千亦尚未到，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俟各营到齐，后路布妥，始可相机进取。将来若进逼王京，必如诸将所请，添足三万人，步步稳慎，乃可图功。”[36]

岂料，光绪却不认同。

第八方案：当光绪得知叶志超军安然抵达平壤的消息后，立即在8月22日（七月二十二日）严令李鸿章：“平壤前敌各军，到者计及万余。倭人闻我进兵，亦屡有派兵北赴平壤之信。自应迅图进剿，先发制人。况各军到彼休息亦已月余，后路未到之兵亦应陆续全到，若迁延不进，坐失事机，致彼汉城之守亦固，各处险隘布置益周，进剿更为棘手。著李鸿章电饬各军统将，克期进发，直指汉城，沿途探听敌踪所在，或关隘据守之处，奋力攻剿，倘敢退缩逗留，即以军法从事。并将进兵情形，迅速电覆。”[37]

次日又对海军方略进行了详细指示：“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38]

这两条指示的实质在于，光绪业已接受了李鸿章“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的海军策略，但却彻底否定了李鸿章的陆战构想，仍幻想着平壤清军能趁日军立足未稳之际，驱敌入海。

8月24日（七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又要求李鸿章迅速与平壤各将制定好进攻计划，上奏中枢。[39]

8月25日（七月二十五日），又委任叶志超总统平壤各军，“相机进剿”。[40]之所以有这个任命，是因为光绪轻信了叶志超战后谎话连篇的战报，认为此人能孤军奋战、以少胜多，所以期待他能统合各军，创造奇迹。岂料叶志超较其他各将更为稳健，竟认为“必有四万余人，厚集兵力，分布前敌后路，庶可无虞”。[41]光绪也只有“览奏殊深疑闷”，转而又要求李鸿章“不可以全军重任付之叶志超一人”。[42]

对此，李鸿章再度展现了充分的耐心和策略，他利用前线和中枢信息沟通不畅的技术限制，尽量拖延对汉城的攻击，同时加紧招募新军。如此拖延到9月中旬，终于还是日军抢先对平壤发起了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