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第一会战回顾

截至平壤会战爆发时，清军入朝兵力共计17 026人，详情如下：[1]

其中4 070人分驻义州、肃州、博川、安州，掩护交通线，[2]直接驻守平壤的兵力只有12 956人。再算上一些直属各将领的小队，充其量也不过13 000余人。守军共装备各类火炮38门，其中75毫米野炮4门，75毫米山炮12门，小口径山炮13门，加特林炮6门，另有3门口径不详的山炮。为了弥补兵力、火力的不足，清军“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3]清军环城修筑了27座堡垒，又在大同江北岸筑了一道4米高、2 000米长的长墙，且在墙下布有地雷，[4]储积足供支持一个月之军粮。[5]

作为朝鲜北部最大的城池，平壤城在重火器尚不发达的19世纪，仍具有很大的战术价值。据日军记载，“平壤城围墙大体高约十米、墙基厚约七米、墙顶约二米，其上有厚约八十厘米凿有枪眼之冠墙。此等墙壁为砖石及泥土构造，已经历无数星霜，因风化作用而自然硬化。墙壁能抵抗枪弹，围墙对野战炮有很大抵抗力。”[6]且其东、南有大同江障蔽，西有普通江，北为连绵山系，均有增强防御之价值。城东更直接得到大同江的掩护，该处“河床宽至五百乃至一千二百米，虽退潮之时亦几乎无法徒涉”。船舶则被清军或破坏、或控制。[7]日军如直接渡河，困难极大。城南与大同江虽有一段距离，但日军如跨河进攻，正处于背水位置。有意思的是，清军并未依托地利消极防守，而是在城东南角搭设了一座横跨大同江的舟桥，将防御阵地延展到大同江东岸，摆出背水列装的架势。如日军对城东发起进攻，不仅将面临巨大的地理障碍，且将被此股清军侧击，当日军向该股清军右翼迂回时，将遭到同样的侧击。只有当日军对之发起正面攻击时，才可收到压迫清军于江畔的战术便利。这就收到了强制日军正面进攻清军既设阵地的效应。且清军在此守备的部队（马玉崑部）和增援部队（卫汝贵部）是最具战斗力的部队。更可看出清军对此处战斗的重视和自信。

平壤地势对守军不利之处则在于，城北外的高地一直延伸到城墙边沿，形成了俯瞰城中的态势，清军虽在此方向上修筑了7座堡垒，并以左宝贵部防御，以丰升阿部为后援，但是：（1）清军的高地堡垒仍未脱离成欢之战时的形制，很容易沦为日军山炮的活靶子；（2）丰升阿部之战斗力非常有限（详见后文）。

在日军看来：“（平壤）临大同江，三面有城墙，高达十公尺，不易攀登。其四面多沼泽，实为天险之地”。清军“在大同江北岸筑起堡垒数座，在城北的堡垒牡丹台下且设有假城。假城成急斜面，堡垒高达五丈余。城的东北亦设有多数堡垒，皆备有野炮连发炮等。其守备之坚固，远非成欢、牙山可比……欲攻陷之，似非容易。”[8]

后勤难题进一步限制了日军战力的发挥。

7月13日，也就是日清两军在成欢打响陆上第一枪的12天前，日参谋总部派藤井茂太大尉紧急前往釜山，勘测釜山—汉城交通线。藤井冒着酷暑，历尽艰难，终于在8月1日抵达汉城。此行证明，从釜山到汉城沿途贫瘠不堪，道路原始，再加上酷暑难当、沿途饮用水匮乏，根本不适合大兵团机动。[9]

与此同时，日本已经做好了将第五师团司令部和步兵第十二联队先船运仁川的准备。可是，7月25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三艘巡洋舰在丰岛海域和两艘清军巡洋舰意外开战。虽然日军赢得了这场海战（不仅令两艘清舰一毁一伤，还顺带击沉了高升号运兵船，俘获了操江号运输船）。可是，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却非常担心随之而来的清军报复性反击，故而，他在7月28日建议，取消仁川运输计划，让第五师团司令部和步兵第十二联队改在釜山登陆，走陆路前往汉城。[10]

于是，就在藤井抵达汉城的前一天，日本第五师团兵站监工兵大佐古川宣誉带领兵站监部主力与三个兵站司令部离开宇品港，并在藤井抵达汉城的次日在釜山登陆。工兵第六大队第一中队（军夫464人，石工51人）也被派往釜山，负责道路整修。从8月1日到8月6日，前述第五师团司令部和步兵第十二联队陆续抵达釜山。[11]

与此同时，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二大队则于8月5日抵达元山，于6日离开元山向汉城进发，最终在8月15日抵达汉城。相比之下，野津道贯的大部队就没这么容易迅速机动了。

鉴于兵站建设进度缓慢，野津道贯被迫将部分兵力——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缺一个中队另两个小队）、野战炮兵第五联队指挥部及第一大队（缺一个中队）——取海路转运元山登陆，再经陆路前往汉城。[12]剩余兵力则在野津道贯的率领下，硬着头皮从釜山北上汉城。为分散沿途对食物、人力、水源、道路的消耗，相关部队被拆分成七个波次，陆续出发。

8月7日，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三大队（缺第九中队）先行出发。同联队第二大队随后出发。8月8日，野津道贯亲自率领师团司令部、一个骑兵小队出发。8月9日，师团司令部分部、步兵第十二联队的两个小队、粮食纵列和辎重监视队的各一部分出发。8月10日，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一中队（缺一个小队）、骑兵第五大队指挥部和一个骑兵小队、野战炮兵第一中队的一个小队、粮食纵列和辎重监视队的各一部分出发。8月11日，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一中队的一个小队、野战炮兵第二中队（缺一个小队）、粮食纵列和辎重监视队的各一部分出发。此外，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九中队、弹药大队指挥部、半个步兵弹药纵列一个山炮弹药纵列、一个攻城炮兵纵列，作为殿后部队待命出发。而尚在本土的第五师团剩余部队，包括步兵第十旅团司令部、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缺第二大队）、骑兵第二中队（缺二个小队）、野战炮兵第二大队、辎重兵第五大队本部及半个粮食纵列、半个步兵弹药纵列、一个山炮弹药纵列、卫生队、野战医院、野战炮厂、炮厂监视队、卫生预备员、卫生预备厂，按照原计划也是要先运到釜山，再走陆路北上汉城。出于减轻后勤压力的考虑，这些部队同样分批出发。按照兵站监古川的计划，这些部队将在8月16—22日陆续离开釜山。但最终鉴于陆路机动实在困难，所有这些没有出发的部队都改为走海路船运仁川。[13]

实际出发的六个波次日军虽然规模非常小，却依然历尽困难，直到8月29日才全部抵达汉城地区。[14]由于沿途消耗了很多本地粮食资源，进一步增强了后续部队的就地征用物资难度。从釜山到仁川的陆上交通，几乎成了一片大兵团难以逾越的后勤沙漠。

就在日军因为后勤问题而集结迟缓的同时，从鸭绿江南下进入朝鲜境内的清军已经达到17 026人，其中约13 000人驻守北部重镇平壤，正好威胁着元山、汉城交通线，让日军如鲠在喉。

8月14日，日军大本营正式决定向朝鲜半岛增派第三师团，尽快驱逐在朝清军。这个构想如果实现，日军就将集中四万余人的大兵团，形成压倒性的数量优势。

可是，受后勤限制，这个集结需要的时间实在太长。集中如此大规模的兵力后，野战后勤保障将更加困难。野津道贯在前往汉城途中就已经意识到，时间更有利于奉行防御原则的清军。寒冬季节到来后，朝鲜半岛上的大规模陆地进攻行动将更加困难。清军的防御工事和兵力却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强。日军的后勤压力却将随着兵力规模的增大而翻倍增强。

故而，野津道贯8月19日抵达汉城后，立即采取了两个重大举措：

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向大本营强烈指明釜山—汉城交通线的不可用，希望加强海路输送。[15]但是，大本营和海军对短期内夺取制海权均信心不足。8月20日，大本营对改良釜山—汉城交通线又做了最后努力，向釜山加派2个工兵中队、300名石工。还紧急输送了1000辆四国地区的特产独轮车，以便于物资搬运。[16]无奈道路整备和兵站建设还是进展缓慢。于是，一向藐视海军的陆军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8月27日，日本联合舰队收到第五师团参谋长的求援信，信中提出了四点协助要求：

1. 在9月5、6日期间，派炮舰和鱼雷艇进入大同江，并征集铁岛下游渡船，集中到铁岛附近。

2. 护卫粮食运输船从仁川出发到大同江。

3. 希望海军能在陆军发起平壤总攻击时（计划在9月12、13日）能提供相当的助力。

4. 我军击破平壤当面之敌后向北方的追击过程中，希望海军能提前派出炮舰进入鸭绿江下游区域，断绝败退敌军的退路。[17]

可是，海军由于尚未掌握北部水域的具体水文信息，一时无法落实第三、第四项，只好表示先尽量完成第一、第二项要求。[18]

野津道贯8月19日做出的第二个重大举措是决定不等后续兵力全部抵达汉城，就以现有兵力展开平壤攻略。[19]当时，野津麾下有约2万人的兵力，但其中约四千人要留守汉城、元山等后方要点：

汉城守备队　司令官安满伸爱步兵中佐

含步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二大队（缺第五中队），驻汉城。

电线维护队

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之第八中队，驻洛东。

兵站守备队

步兵第二十二联队之第五中队，驻仁川。

步兵第十二联队之第十二中队，驻龙山。

骑兵第五大队第二中队之一个分队，驻龙山。

粮秣护送队

步兵第十二联队之第一中队。[20](www.xing528.com)

混成大迫旅团　司令官大迫尚敏少将

步兵第六联队、骑兵第三大队第一中队（缺一个小队），驻元山。

剩余兵力约12 600人，兵分三路对平壤展开总攻击：

第一路是混成大岛旅团，兵力3 600人，携带16门75毫米山炮，由大岛义昌少将指挥，经黄州顺大道北上，攻击平壤城南，尽量吸引清军注意力。

第二路是朔宁支队，兵力3 600人，携带6门75毫米山炮，由立见尚文少将指挥，从朔宁经新溪、遂安、祥原至江东县，渡大同江以袭平壤北面。

第三路是师团主力，兵力5 400余人，携带75毫米山炮18门，由野津道贯中将亲领。因兵力规模较大，被迫拆分成第一、二两个行进团队，相继从汉城西北出发，经黄州渡大同江攻击平壤城西北。[21]

这样一来，日军的兵力优势就不复存在了。甚至形成了防御方兵力大于攻击方的反常情形。意识到危险的大本营决定紧急进行弥补。

9月1日，大本营正式决定组建第一军司令部，统一指挥第三、第五两个师团，并额外加强重炮部队和野战通信部队。同时决定将第三师团一半的兵力海运元山，归野津道贯统一指挥，以尽量形成一线兵力优势。[22]

但野津不敢等待相关兵力集结完毕，故而，他仅带上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兵力，这就是第四路日军——元山支队，该支队兵力4 700余人，携75毫米山炮18门。由佐藤正步兵大佐指挥。从元山登陆后西行，经阳德、成川至顺安，截断作为清军退路的平壤西北大道，然后分出一半兵力南下，加强朔宁支队，攻击平壤城北。[23]从而形成了如下表所示的四路进军格局：[24]

①大岛旅团另有2门在成欢之战中缴获的清军火炮，并用于对平壤的攻击，但口径不详。见《日清战争实记》选译。《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35页。

各军定于9月15日上午7时，分从南、北、西三方面，对平壤城发起总攻击。其要点有二：

其一：平壤地势北高南低，一旦日军控制玄武门外制高点牡丹台，居高临下，架炮上山，即可形成极大之战术优势。

其二：平壤城东、南均为大同江环绕，一旦日军在北、西两面形成严密包围圈，即可：或迫使清军向西、北方向突围；或以大同江为地理障碍压迫清军至江畔全歼。

此计划如能实现，清军必遭歼灭性打击。但是，从元山至平壤城西直线距离约160公里，从元山至汉城直线距离约180公里，从汉城至平壤直线距离约200公里，其间山河纵横，行军难度极大，日军在此近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内，兵分四路，分别迫近平壤城之南、西、北三个方向。风险性之高，不言自明。何况日军一线兵力虽然增加到17 000余人（其中直接参与攻击平壤城的总兵力15 000人），并对平壤清军形成了双重包围圈，但一线兵力优势依然非常微弱，且将面临新的后勤挑战。

反观清军一方，仅在大岛旅团的进军路线上设置了若干警戒前哨，故而，其对大岛旅团的行踪较为了解，对其他几股日军则不甚明了。好在朝鲜地方官员和民众一再提供日军情报，有效地弥补了清军的短板。但清军主力始终坚守平壤，仅在9月7日晨派出7 000余人南下至中和，相机迎击。不料至中和后，“天气已晚，遂相度地势，各分扎要隘。夜越三更，忽言敌至。黑夜昏昏，不辨东南，竞施放各枪炮，不问敌在何方。彼此自攻，互相击杀，混击一时许，带伤者、击毙者兼有之。及闻确报，始知敌人尚远。”[25]对战的实为夜间出哨之盛军与毅军，“两阵死者凡二十人，伤者百人”。[26]清军士气为之大挫，旋即撤回平壤。

9月11日（八月十二日），清军已大致查明三路日军的方位和前哨位置。[27]9月12日（八月十三日）8时，朔宁支队前卫部队与北线清军前哨部队交火。[28]9时25分，大岛旅团前卫部队与清军南线前哨部队交火。[29]黄昏时分，朔宁支队与元山支队取得联络。当晚，配属师团主力的骑兵队渡过了大同江。

13日，叶志超召集诸将会议，布置防务，划分各军防区。叶志超首先宣读了李鸿章的指示：“倭情诡诈，必须严防。”然后会商决定各部任务分配如下：[30]

⑦按左宝贵军入朝者共9个营（6个步营、2个马营、1个炮营），除去3个营被调往后方保护后路安全外，尚余3个步营、2个马营、1个炮营。以往史书多称左宝贵率3营守城北，当仅计算了步营数量。

同一天，野津道贯派出30名骑兵，一日内狂奔疾驰60公里，14日又继续强行军，这才勉强和元山支队建立起联络。[31]但这个联络显然只具备象征意义，在此间近百公里的崎岖战线上，区区30名骑兵显然连一条完整的搜索线都无法维持。同样是在13日，元山支队占领了平壤以北20公里处的顺安，切断了清军的兵站线。但第五师团主力却直到计划中的总攻时间（9月15日早晨7时），仍在途中跋涉。

14日，元山支队与北线清军巡逻队交火。[32]当日晚，野津道贯、立见尚文和大岛义昌之间，终于通过传令兵建立起初步联系，但这个联系非常微弱。针对平壤城之完密包围圈更未能建立。

至15日14时许，师团主力仍未抵达平壤城西，而城北、城南的战斗愈趋激烈。在得到卫汝贵部增援的情况下，马玉崑不仅守住了大同江东岸的阵地，而且给当面日军造成了较大的杀伤。（在当天的战斗中，大岛旅团的伤亡率接近12%）但城北的战斗则渐趋于对日军有利。野津道贯受限于通信手段，根本不清楚各处战况，但他肯定清楚的一点是：日军的战斗已变成几个方向上的零星攻击，完全没有起到预计的合击效果。对此，野津又急又怒，“咬牙切齿”地对部下说：“我今率兵于千里之外与敌作战，蕞尔此城也不能攻占，我有何颜归国进谒我天皇陛下？我意已决，在明日的战斗中，全军一齐进逼平壤城下，冒敌弹，攀胸墙，胜败在此一举。如若我军幸而得占城池，我愿足矣；如若不幸失败，平壤城下乃我的坟墓。”[33]

但是，立见尚文率领的朔宁—元山混合部队，成功夺取了牡丹台和玄武门，形成了居高临下，俯视平壤城的态势。清军猛将左宝贵亦在此战中阵亡。城北高地的失守和左宝贵之阵亡，极大地动摇了守军的士气和斗志。南线清军被迫放弃追击。叶志超和诸将匆忙会商后，决定连夜弃城逃走。

当晚，清军自20时起，冒大雨分从城西和城北撤离，旋即遭到城外高地上日军的火力拦击，至天明，战场上除被击毙的死人死马及被俘清军外，已无清军踪影。拂晓时分城北日军自玄武门率先入城。7时，师团主力自静海门入城。10时，城南日军自朱雀门入城。

平壤战役至此结束，清军共计伤亡约2 000人（阵亡者中包括盛宣怀的弟弟盛星怀），另有683人被俘。[34]日军则伤亡失踪共计698人，其中战死180人，受伤506人，失踪12人。[35]清军伤亡中的约1 500人和几乎所有俘虏都是当晚撤退时造成的。而日军死者中的140人、伤者中的290人是大岛旅团15日在大同江东岸激战中的损失。另日军此战缴获物资甚丰，主要物资有：火炮35门，步枪1 000余支，炮弹792发，子弹56万发，行军帐篷1 092顶，军用锅354口，各种粗细杂粮4 700石，大车156辆，乘马及驮马250匹，金砖43公斤，金锭等53公斤，银锭540公斤。[36]

事后回顾，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平壤会战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9月1日—9月11日），日军循战场外线机动，相互失去联络。

第二阶段（9月12日—9月15日），各路日军逐渐建立初步联络，并对清军发起围攻。

这就引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第一阶段，何以清军不能利用日军分兵的态势，将之逐个击破？

第二个问题：当双方在平壤城下展开战斗后，准备时间长达一个半月的清军，为何仅经一天战斗便弃城而逃？再考虑到野津的师团主力始终未能实际参战，清军的表现更令后人疑惑。

第三个问题：日军虽以较小伤亡赢得平壤之战的胜利，但清军主力仍顺利北撤。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大江志乃夫立足此战果，批评日军这一战是对德军战法的“教条主义模仿”。[37]为什么日军未能竟其全功？其是否被教条主义束缚了手脚？此种教条又为清军提供了何种机会？从而隐藏了何种未曾发生的历史？

事实上，第一和第三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其实质即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的问题。如不能看清这两组作战关系之实质，就难以找到准确的答案。而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就无法精准、客观地回答第二个问题。

下面就让我们本着退而结网的精神，从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之检讨切入，立足19世纪陆战史之大背景，重新审视这场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