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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汉语的三个世纪悖论:文学话语与历史意识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对于这一“神秘”语言,1582年奉派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在华领袖利玛窦早就下过一个定论:“中文或许是所有语言中最模棱两可的了。”“模棱两可”之说几乎是利玛窦之后所有同中国人打交道或研究汉语的西方人士的“共识”,而对于汉语是否易懂易学的问题,则存在较大分歧。[17]在20世纪之前的欧洲人眼里,汉语的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其语法极其有限,没有规则可循。

神秘汉语的三个世纪悖论:文学话语与历史意识

李明(P.L.Le Comte)在其《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中写道:“中国语言与目前世界通用的语言都没有任何类似之处,无论在说话的声音上,在字的发音上,还是在概念的组合上,都无任何共同之处。在这一语言中,一切都是那么神秘。”[4]自有中西交往以来,汉语就是西人乐此不疲的一个话题。对于这一“神秘”语言,1582年奉派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在华领袖利玛窦(M.Ricci)早就下过一个定论:“中文或许是所有语言中最模棱两可的了。”并且,“没有一种语言是像中国话那样难于被外国人所学到的”[5]。“模棱两可”之说几乎是利玛窦之后所有同中国人打交道或研究汉语的西方人士的“共识”,而对于汉语是否易懂易学的问题,则存在较大分歧。安文思(G.de Magalhes)在《中国新史》(1688)中说:“中国语言比希腊、拉丁或其他欧洲的语言都容易。[……]中国语言是所有语言中最简明的,它由三百二十个单音节组成,而希腊语和拉丁语则有无数的词、时态、语态、数、人称,等等。”[6]李明对安文思的这段文字感到吃惊,在他看来,“我不知很多传教士是否宁肯下矿井做苦工,也不愿数载如一日地辛辛苦苦致力于学中国话,这真是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最苦、最易气馁的学习了”[7]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西人当初在总体上对汉语的评价分歧。安思文说:“中国人使用的是五万四千四百零九个字,这些字表达他们要说的事,很优美、生动和有效,以致你不会把它们看作是字,而是说话的声音和语言,或者更是表示与他们生活有关的图画和形象。”[8]这只是当时的一种观点。对于“这数不尽的丑陋的图形”[9],当时还另有他说。此时,我们可以见到一种有趣的悖论:中国文字丰富多彩;中国文字资源不足。

一方面有人以为,虽然汉语方块字极为丰富,所表达的事物也各不相同,但是同用二十多个字母便能表达日常语言所有变化的欧洲语言相比,汉语中数不胜数、难以理解的符号甚至无法确定其读音、更不要说其真正含义了。“我起先以为中文是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语言,但随着我对它了解的增加,我发现从表现力来说,世上恐怕没有比它更贫乏的语言了。”[10]说其贫乏,主要不是指中国人把一生都用于识字也只能掌握很少一部分,也不是指“数不胜数的方块字中,有许多字的笔画与其所示的意思仅有极疏远的关系,这使它们十分晦涩难懂,有时简直无法理解”[11]。这里更多的是说汉字虽多,却没有足够的词汇来表述欧洲人所理解的各种事物、科学艺术,尤其是哲学原理和宗教奥义。李明因此认为:“如果没有找到增加词义而不增加词汇量的办法,这数量不多的字的确是不够用的。”[12]另一方面,西人又认为汉语“非常优美,非常丰富,极富表达力。因为它不需要词句去解释和阐明神学、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微妙和奥秘”[13]。“这个词汇量如此贫乏的语言,这个表面上如此局限的语言,实际上非常丰富,有相当大的容量,足以使中国人能不费力地表达思想。”不过,“有时好像他们说话就是让人听不懂,或他们自以为哪怕他们不说话,人家也能理解他们,他们就是这样在少量的字中包含着那么多的意思和思想”[14]。(www.xing528.com)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到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或其他西方人士,他们对汉语的认识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大部分人还是把汉语看作一门最难学的语言。时至19世纪中叶,西方语言学家还宣称,掌握汉语需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15]。卫三畏(S.W.Williams)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口语语言,可能也是希伯来语之外最古老的书写语言[16]。令西方人沉迷却常常困惑不解的,依然是汉字这一在很大程度上从象形文字演化而来的表意文字。“随便解剖一个这样的汉字,你就会发现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已经包含了它们组合之后所要表达的思想概念。那些古代中国的发明者们虽然成功地将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意识具体‘化’进了这些合成字当中,然而这些字所表达的内容往往很笼统,不够准确,甚至难以让人理解,荒诞可笑。”[17]

在20世纪之前的欧洲人眼里,汉语的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其语法极其有限,没有规则可循。在一句句子中,字与字的联系是由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决定的[18]。或许正是这“不足之处”,导致一种莫衷一是的现象:有人以为一辈子也无法真正掌握汉语,另有人却认为学习汉语几乎可以不费多大功夫,“可以在一年内学会,而且讲得很好”[19]。而这里体现的却是一个本质性分歧:一方面是多马斯当东(Sir G.Th.Staunton)所说的汉语缺乏逻辑上的准确性,缺乏归纳和推理的语言表述[20]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泰晤士报》记者柯克(G.W.Cooke)甚至宣称,汉语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懂、最笨拙的思维工具[21]。另一方面,利玛窦早就断言“中文当中并不缺乏成语和词汇来恰当地表述我们所有的科学术语”[22]。19世纪中期法国最重要的汉学家儒莲(S.Julien)在其专著《中国小说语言的句法》(1869/1870)中指出,过去两千年的文献可以证明,汉语完全可以用来表达各种丰富的思想,中国人能够很有水平地探讨各种文学和科学问题[23]。不过,这种看法与当时盛行的观点格格不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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