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认为，货币起源于社会分工，“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4]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是这种交换力的作用，便把商业流通渠道的大门打开了。在我国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广大的农民不可能每家都既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全部农产品，又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手工业品。在那个时代，陶器是当时广大劳动群众普遍、经常使用的生活用具，在长江下游各诸侯国内的民众还广泛地、大量地使用原始瓷。而制作陶器，特别是原始瓷，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需要生产者具有较高水平的技术和技能，并非一般群众人人所能为、家家所能为。在管仲之前的西周时期，“男耕女织”的家内纺织业普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所有的农民家庭都是男耕女织、耕织结合，也不意味着耕织结合的农民家庭都会生产自己所需的全部服饰品。这就是货币经济的开端。
《诗经·卫风·氓》篇“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表明了人与人之间已经有了商品交换，同样，小手工业者既不可能生产一切手工业品，也不可能生产自己所需的各种农产品。借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5]各劳动者家庭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农产品或手工业品，或者使用有余，或者不够使用。这样，民众间互通有无，以及品种调剂、余缺调剂等交换行为，势必要促进货币的产生。
关于这一点，斯密在《国富论》中是这样描写的：“在刚开始分工的时候，这种交换力的作用，往往极不灵敏。假设甲持有某种商品，自己消费不了，而乙所持有的这种物品，却不够自己消费。这时，甲当然乐于出卖，乙当然乐于购买甲手中剩余物品的一部分，但若乙手中，并未持有甲目下希求的物品，他们两者间的交易，仍然不能实现。比如，屠户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肉，放在店内，酿酒家和烙面师，固然都愿意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份，但这时，假设他们除了各自的制造品外，没有别种可供交易的物品，而屠户现时需要的麦酒和面包，已经得到了供给，那么，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进行交易的可能。”[6]为了克服这种困难，在中国古代社会，管子所处的时代已经形成了社会分工，在这个时代那些有所思虑的人，为了避免这种不便，除自己劳动生产物品之外，随身还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品去交换，都不会被拒绝。
在管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当时交换经济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也有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种不方便，当时的商品交换，同样主要是以使用价值的生产为前提的交换。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市场上的商品，又主要是广大农民自用有余的各种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即粮食、水果、家畜、禽兽、鱼鳖、布帛以及种种用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产品在这里由商业变成商品的。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资本作为资本，在这里首先是在流通过程中出现的。在流通过程中，货币发展成为资本。在流通中，产品首先发展成为交换价值，发展成为商品和货币。资本在学会统治流通过程中的两极，即以流通为媒介的不同生产部门以前，能够而且必须在流通过程中形成。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7]马克思的论述也极其符合中国古代货币起源时形成的规则。
现在看来，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还是亚当·斯密所指出的未开化的社会，粮食、牲畜还都是商业上通用的媒介。《管子卷二十二·山国轨第七十四》指出：“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谷为下，币为上。百都百县轨据，谷坐长十倍。环谷而应假币。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十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这里强调了货币在支付关系中的作用。
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近代的西方世界，人们都要使用货币做媒介来进行交换，这些货币可能是金、银、铜，也可能是粮食、牲畜或其他财物。但在逐渐演化的过程中，人们似乎都趋向使用金属而不是使用其他货物作为媒介，金属不易磨损，与任何其他货物比较，都无愧色，而且它不仅有很大的耐久性，它还能任意分割，而全无损失，分割了也可再熔成原形。这种性质是其他商品所没有的。金属的这一特性，使金属在西方社会成为货币，当然在中国古代社会也同样。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各国为此目的而使用金属，并不相同。古斯巴达人用铁，古罗马人用铜，而一切富裕商业国的国民却使用金银。最初用作交换媒介的金属，似乎都是粗条，未加何种印记或铸造。普林尼引古代历史家蒂米阿斯的话说：直到瑟维阿斯·图利阿斯时代为止，罗马人还没有铸造的货币，他们购买需要的物品都使用没有刻印的铜条。换言之，这些粗条，就是当时当作货币使用的东西。”[8]
黄金作为通用货币这一点，《管子》也谈得很多。当时各诸侯国的货币——刀、布不同，在各诸侯国间总是以黄金为通用货币。《管子卷二十四·轻重戊第八十四》记载：“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在《管子二十四·轻重乙第八十一》又说：“吾国者衢处之国也，远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国之粟，因吾国之币，然后，载黄金而出。”这里还如亚当·斯密所说：“在这样粗陋状况下，金属的使用，有两种极大的不便。第一是称量的麻烦；第二是化验的麻烦。贵金属在分量上有少许差异，在价值上便会有很大差别。但要正确称量这类金属，至少需要备有极精密的砝码和天平。……所以，进步国家，为避免此种弊害、便利交易、促进各种工商业发达起见，都认为有必要，在通常用以购买货物的一定分量的特定金属上，加盖公印。于是就有了铸币制度和称为造币厂的官衙。”[9]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和近代西方社会的货币制度都是这样产生的。
亚当·斯密认为，货币是一种商品，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主要作用首先是媒介交换。其次是评价所交换之物。这两种作用好像媒介交换在先，而评价交换之物在后。好像货币就是为着交换媒介的需要而产生，而用作评价价格准则是随着交换媒介而附带产生的。人们在交换许多种物品和财物的时候，必须以其中之一作为价值尺度。选取一种商品作为普遍接受的标准，用以比较所有其余的商品，《管子》和《国富论》虽然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和不同的国家产生，但这两本书的结论却是彼此相通的。
[1]淤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3月第1版，第64页。(www.xing528.com)
[2]淤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156页。
[3]于《管子卷二十三·国准第七十九》。
[4]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20页。
[5]于《孟子·滕文公上》。
[6]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数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20页。
[7]于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366-367页。
[8]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数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22页。
[9]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数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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