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经济思想的比较结果

从《管子》和《国富论》的比较中我们发现，《管子》所阐述的分工与《国富论》所阐述的分工是有差别的。《管子》所阐述的分工是注意商品的质与使用价值，而《国富论》中所阐述的分工则着重于商品的量与交换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商品，以前是做许多中操作的一个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物，现在转化为手工业联合的社会产物了。在这个联合中，每一个人都不断只做其中一个部分的操作，并且总是做这个部分的操作。在德意志行会造纸者手中本来要由一个人顺次担任固而溶合在一起的各种操作，在荷兰纸手工业制造厂中独立化为多数协作工人同时并行的部分操作了。纽伦堡的行会造针业，本来也是英国针手工制造业的基本要素。但在纽伦堡，每个造针工人也需要顺次做20种操作；在英国，却是不久以前还是有20个造针工人靠在一起，每个人都只是在这20种操作又由经验而更加精细地分割开来，一个一个独立起来，并且独立化为一个专门工人的专门职务。”[5]分工对企业家是有利的，可以使他的工厂兴隆起来，不用说对社会也是有利的。如果哪个企业扩大生产是由于分工而产生更大的需求，就必然会赚钱。有了分工，同样数量的劳动者，能够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这是因为分工使劳动者更具有专业技巧，另外分工使工作的流程加快，变得更有效率，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使一个人能做许多工作。

《管子》在论述古代的社会分工时，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提出现代社会的分工理论，但就在中国古代社会能够提出简单的分工理论，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也是巨大的推动。《管子卷一·乘马第五》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管子所体现的分工理念，是把土地分给农民，让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抓紧农时。他们会清楚时气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所以夙兴夜寐，父子兄弟齐心致力生产劳动，不知疲倦，不怕劳苦。如果不把土地分下去，就有以下害处：地利不能充分利用，民力不能在分工中得到充分发挥，不告知农时，人们就不会抓紧。不教以农事，人们就不会积极肯干。分工可以使人的作用充分发挥，百姓懂得国家有征税，征税有明确的标准，他们就能在分工中尽自己的责任。这样国家不必督促，百姓也会关心生产，制造财富。

当然《管子》论述的分工是粗线条的，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则阐述的比较透彻，“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的情况，使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要的以外，还有大量物产可以出卖；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处境相同，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换言之，都能换得其他劳动者大量产物的价格。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与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以与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层普遍富裕。”[6]当然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比《管子》大大地前进了。因为社会已经进入大工业时代，一切已有的机器的发明减轻了许多人日常工作的劳苦，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像劳动生产率的其他发展一样，社会分工使机器的出现，使劳动减轻、效率提高，商品变得更便宜，市场变得更大。生产方式的革命，劳动手段已经从一个工具转变为一个机器。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我们看到亚当·斯密时代英国的经济学家已经有这样的见解，他们在工者之间作出了区别。

亚当·斯密对分工的论述指出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思想，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意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7]《管子》的论述中知道，人们每天吃的粮食、穿的衣服可能是买来的，这种买卖来自于分工。《管子》的论述是：“商人于国，非用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则而利之。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贪动枳而得食矣。徙邑移市，亦为数一。”[8]这是说商贾对国家并不是庸碌无为的人，他们居处不择地方，服从不择君主，外出是为追逐利润，回家也不是守株待兔。国家的山林，可以采伐赚取利润，市场的税收，可以两倍于投资。所以上而奢侈下而挥霍，君、臣、相上下相亲，于是君臣的财货都不多，私藏不动。这样贫民就有了工作，可以求得衣食。把田邑迁入市场，这也是解决人们生存就业的办法之一。

[1]淤《管子卷一·乘马第五》。

[2]于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7页。(www.xing528.com)

[3]淤《管子卷一·乘马第五》。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7页。

[5]淤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3月第1版，第358页。

[6]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11页。

[7]于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13-14页。

[8]盂《管子卷十二·侈靡第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