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比较：《管子》与《国富论》中的专业化趋势

管仲生活于中国的春秋时代，那个时代社会分工刚刚形成专业化的趋势。《考工记·总叙》记载：“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其工匠也需要长时间培养，训练和积累经验，才能满足社会分工中塑形、雕刻花纹、翻花和各种工艺的要求。

在古代社会，品种多样的丝织品生产工序也不简单，缫丝是关键，穿梭上机是进入纺织的中心环节，因为穿综的多少决定了织什么样的丝织品，然后再对织物进行浸染、画染或刺绣，整纺织过程都需要精巧、熟练的工匠应对精细的社会分工。木器和漆器制作也是如此，仅就车而言，《考工记》分为制作轮（车轮），舆（车厢），辀（车辕）三个工种，若再加上金属和其他附件及装饰物，还得有铸工、皮革和漆工等。这些手工业生产的复杂状况，不仅需要有代代相传的能工巧匠从事具体生产，而且因各种手工业内部分工必然要求有协助人员进行统一指挥和推广新技术，这就是各种手工业内部的生产管理者在社会分工中精益求精。

因此管仲在他的治国方略中强调：“日至於市，而不为官工者，与功而不与分焉。不可使而为工，则视贷离之实，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是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3]这就是说，工匠熟悉各种器皿的样式和功能，每天参与市场贸易，这是社会自然分工，而不是官坊工匠，人们都是这样做事而离不开市场。实际人们看不开这样的社会分工，自然就融入其中了，分工也获得自己的利益，聪明人明白这个道理，不明白的人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自然的社会分工中，人们自然就顺势而行，这便产生了分工的规则。因此，不是真正的商人，不得经商；不是真正的工匠，不得做工；不是真正的农民，不得务农；不是名符其实的士人，不得在朝中为官。

当然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则还是比《管子》要深刻得多，仅就农业和制造业来说，亚当·斯密指出：“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现在最富裕的国家，固然在农业和制造业上都优于邻国，但在制造生产业方面的优越程度，必定大于农业方面的优越程度。富国的土地，一般都耕耘得较好，投在土地上的劳动与费用也比较多，生产出来的产品按照土地面积与肥沃的比例来说也较多；但是较大的生产量，很少在比例上大大超过所花的较大劳动量和费用。在农业方面，富国劳动生产力未必都比贫国劳动生产力大得多，至少不像制造业方面一般情况那样大得多。”[4]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分工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形成，但其真正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在制造业引起各国经济水平差距之后。《管子》认为真正的商人让他经商，真正的农民让他务农，真正的工匠让他做工。(www.xing528.com)

但是当制造业主导整个社会经济的时候，分工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以英国为例，根据优秀的英国经济专家观察，市场经济开始之后，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在觉悟、教育和道德方面都胜过农民。这些优点当然该归功于无数的教育方法，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人民中各个阶层都能受到教育。他们经常在一起，不那样劳累，彼此交流的机会较多，在他们中间先进的思想传播较快，他们一受到刺激，由于竞争心的驱使，很快就会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都先进。这种精神方面的利益，比财富的增加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如在另一方面，由于建立很多工厂而产生道德坠落现象，比任何生产的提高所能补偿的损失更大一样。他们既被剥夺了使生活有意义的一切享受，同时又被迫过一种缺乏道德的生活，这是一种不幸，因为这会使国家多一个对国家没有感情的公民，使国家多一个对现行制度毫不留意的公民。同时，如果个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产生与他消费相等的消费品，如果这个人不能赚回为培养他用去的资本，就是一种折本的经济投机。

随着技术和文化不断革新，带来很多应该做的工作，而劳动力却十分不足，古代社会穷人受压迫的现象极其严重。在农业方面，荒地非常多，在城市里，没人经营的行业也很多；人们供应封建朝廷为作战征用无数百姓，似乎总也无法抽出足够的人力，可是，一个从他那个行业被解雇的人，往往有更多的人等着补空他的空位子。然而现代社会又不同了，今天社会人浮无事，其中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就目前来说，毫无疑问，谁也不会反对，大量的机器取代了人的工作的，人们需要在分工中使自己的技术更加熟练，更需“能则专，专则佚”，不然自己失业的可能是很快就会到来的。这种压力当然是推动社会快速进步的，但许多人在这种压力面前常常吃不消。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所阐述的思想可能比《管子》要深刻得多，但亚当·斯密是现代社会的思想家，《管子》是在古代之前人们完成的著作，当然他们之前所经历的和所面对社会经济生活不同。不过他们共同点是都看到了社会分工的作用，社会分工对社会经济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