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经济思想对比

在中国的春秋时期，社会分工已经形成，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在谈到前代手工业时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进而把“六职”之一的“百工”分为三十余类，再加上《周礼·天官》中王室的缝人、染人、履人等管辖的生产部门，可以说中国社会当时的分工已经很详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进步都与分工有直接的关系。现在人们见到西周青铜器、丝麻织物、毛皮、玉石器、骨器、陶器、漆器、木器等生活用品礼器，无一不与社会分工有关。

考察《管子》之前的中国社会，可以从出土遗迹、遗物和各种文字记载中找到社会分工的印证，考古发掘还为推断中国古代社会分工提供了大量的依据。例如大面积的青铜器冶铸遗址在成周和周原都有发现，周原6万平方米的制骨遗址和数万斤废弃骨料及各种制作骨器工具的出土，是前所未见的。制作、烧制陶器的场所和遗址也屡屡发现，丝麻、皮革、木器、漆器痕迹的再现，几乎使今人见到了古代的实物。这些通过考古揭示的社会分工留下的遗迹和遗物，比《考工记》记载的内容更真实、形象、可靠。

因此《管子卷一·乘马第五》指出：“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在《管子》所表述的思想中，市场是货物交换平准价格的地方，所以人们把自己生产的不同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获得在社会分工中的认可。能够卖得高价的产品，其生产者在分工中占有利位置，价格低的产品则只能获得较少的利润，高价产品能获得有效开发，而低价产品则不能。这样，市场和社会分工结合起来，社会需求就可以自由调节了。大凡社会分工在生产中都要认其研究市场，产品打开市场是抓住了市场需求，失败者则是没有抓住市场需求，扮演好自己的社会分工的角色。社会需要人们在社会分工过程中对自己要把握得准，找到市场准确的切入点就会成功，找不到准确的切入点就有可能失败。所说，市场可以知道国家的治乱兴亡，也可以了解社会财富的多少，通过市场和社会分工人们可以知道怎样制造社会财富，这一方面掌握起来是有规律可循的。

管仲在亚当·斯密2000多年以前就看到，“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连，五连而暴，五暴而长，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器制也。”[1]这是昔日的齐国，方圆六里的地区命名曰暴，五暴命名为部，五部命名为聚。聚要有集市，否则人们没法买到所需物品。五聚命名为乡，四乡命名为方，这是当时的行政编制。行政组织一经确定，其社会分工就可以建立城镇了，城镇以五家为伍，十家为连，五连为暴，五暴为长，命名叫某乡，四乡命名为都，这是居民编制，是中国古代社会分工所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居民组织变成以后，就可以组织生产了，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这是生产编制，生产组织编成以后就可以生产各种产品。因此便形成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分工机制。很难说这种机制建立于什么时期，但《管子》书中就是这样记载的。(www.xing528.com)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也这样说：“未开化社会中一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制造者只是制造者。而且生产一种完全制造品所必要的劳动，也往往由许多劳动者担任。”[2]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分工已经十分广泛，在麻织业和毛织业，从亚麻及羊毛的生产到麻布的漂白和烫平及呢绒的染色和最后一道加工，各部门的使用的工艺各不相同，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像制造业那样详细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制造分工。木匠职业与铁匠职业，通常截然分开的。畜牧业者的业务与种水稻的人比较，不能像制造业那样有明确的分工。纺工和织工，几乎都是不同的工种，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都可能是由一个人兼任。

管仲和亚当·斯密，相隔两千多年，但他们的思想有十分相似之处，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社会分工有利于经济发展，会使社会经济变得更有效率，故所谓，“成于务，不务则不成。”分工使社会经济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专业化程度越高，社会经济发展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