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经济思想对比及影响

在《管子》和《国富论》这两本书中，任何一个地区，它与市场的远近，交通是否便利是决定地租的另一因素。《管子卷七·大匡第十八》指出：“凡仕者近宫，不仕者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从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客与有司别契，至国八契费。”这是说做官的人住宅临近宫廷，不做官的人和农夫住宅临近城门，工匠商贾紧邻市场。每三十里设置驿站，准备粮食，由官吏管理，凡是与诸侯交涉事务，对于从行官员派一个用车为其负载行装，如果需要住宿，派人为其喂马，准备食物接待。来宾与主管人员各有契券，到达本国时缴纳契费。这一切都与交通与市场有关，土地创造出来的产品，更与交通有关。《诗经·卫风·竹竿》这样描写交通的重要性，“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国富论》也说，“良好的道路，运河或可通航的河流，由于减少运输费用，使偏远地方与都市附近的地方，更接近同一水平，所以，一切都在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偏远地方，必是乡村中范围最为广大的地方，交通便利，就促进这广大地区的开发。同时，又破坏都市附近农村的独占，故而对都市有利。连都市附近的农村，也可因此受到利益。交通的改善，一方面会使若干竞争的商品，运到旧市场来，但另一方面，对都市附近的农村的农产物，能开拓许多新市场。”[4]地租是伴随商品价格产生的，商品只有到市场中来才能展示出他的魔力，这样靠近市场的农产品必然展现它竞争进程中的优越性，那么优越的地方地租也一定会偏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读到，在《国富论》问世的五十年前，伦敦附近的一些州郡，曾向英国议会请愿，反对征收通行税的道路扩展到边远的州郡，他的理由是，边远的州郡，劳动力价格低廉，它的牧草和谷物，将以较低的价格在伦敦出卖，伦敦附近的地租，将因此下降，而他的耕作事业，将因此失去竞争力。然而，从那时起，他们的地租都增高了，而他们的耕作事业也改善了。《管子卷一·乘马第五》也有类似的例子，“距国门以外，穷四竟之内，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释，耕始焉，芸卒焉。士，闻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贾知贾之贵贱，日至於市，而不为官贾者，与功而不与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为官工者，与功而不与分焉。”这说明各国在当时都城以外，成年男子按马犁耕面积的定额做租税，未成年男子按一犁定额做租税，为君主服役三天。正月下令农民开始耕作，到耕田服役租税，从春耕时开始，到夏锄为止。在官场仕途的人见多识广，学问渊博，断事精明，在没有成为君王的臣属之前，也要服役而不取报酬。商人了解物价高低，不经营土地而经商也要服役顶租税；工匠熟悉各种器皿的样式和功能，每天参与市场贸易，也要服役顶租税。这些都反映春秋时期各国收租税的特点。(www.xing528.com)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古代社会，还是亚当·斯密生活的英国社会，都有根据与市场的关系而定租税的。亚当·斯密介绍18世纪的英国，耕地扩大，未开辟的原野，已经不够当时供应家畜肉的需求。许多耕地，必须用于饲养牲畜。这样当时英国牲畜价格，不但要足够维持饲养所需要的劳动，而且足够支付土地用作耕地所能收到的地租，从事农业经营的人还要获得利润。当然，在荒野上所饲养的牲畜与在改良土地所饲养的的畜，要在同一市场上，相互比较质量和重量，以同一价格出售，这样荒野土地的所有者，就会乘此良机，按照牲畜的价格，增加土地的地租。因此在苏格兰高地许多地方肉产品的价格，和燕麦面包的价格相等，甚至还比较低廉。当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之后，苏格兰的牲畜可以销售到英格兰市场，就使苏格兰牲畜肉价格提高了三倍，因而地租也上涨到三到四倍。因此市场和交通的改变地租价格也因此变化。

这样的问题《管子卷十五·治国第四十八》这样给与处理，“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这里介绍嵩山以东的中原地区，作物生长期早而凋谢期晚，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四季都种五谷皆收。中等岁亩产二石，一个农夫可收获二百石粮食，现在国家粮食空虚，人民没有积蓄，农夫都卖子女，就是因为君主没有办法调解人们的收入。所以先王总是使农、士、商、工四民交换技能和工作，全年收入不至于悬殊太大，于是人民专心致于农业的生产，各行各业的收入均匀平衡。人民专务农业则田地垦辟，奸诈取巧的人无从产生；田地垦辟则粮食增多，国家富裕；奸诈取巧之人无从产生则人民安定。富裕而且安定，这就是霸王之道。管子就是这样帮助桓公治理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