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国富论》税收原则：管子与经济思想对比

思想家们对许多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判断，处理事物所认定的原则总是那么的相似。亚当·斯密从经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他提出了著名的四项税收原则，即税收平等原则、税收确定原则、税收便利原则和税收经济原则。并努力把这些原则，具体应用到英国的经济分析中。

第一，平等原则。平等原则即税收公平的原则，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该确保公平，遵循公平的原则。《国富论》中指出：“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护政府。一个大国的各个人须缴纳政府费用，正如一个大地产的公共租地者须按照其各自在该地产上所受利益比例，提供它的管理费用一样。”[5]亚当·斯密所说的平等包括以下的含义：一是主张公民应该平等纳税，反对贵族免税特权，反对按身份定税以及富者轻税。平民重税的不公平情况；二是税收应均衡地分担到地租，利润和工资上，不应仅由其中一种收入负担，这样是不公平的；三是按照自然形成的社会财富分配情况，按比例税率征税，税收不要干预社会财富的分配，具有中性的含义。

第二，确定原则，亚当·斯密认为，“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完纳的日期、完纳的方法、完纳的额数，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的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如果不然，每个纳税人，就多少不免为税吏的权利所左右；税吏会借端加重赋税，或者利用加重赋税的恐吓，勒索赠物或贿赂。赋税如不确定，哪怕是不专横不腐化的税吏，也会由此变成专横与腐化；何况他的这类人本来就是不得人心的。”[6]在《管子》书中也到处批判“擅国权以深索于民者”，这些人“行公道以为私惠”，害国害民。因此让税收确定、透明，才能防止税官少做坏事。

第三，便利原则。在亚当·斯密看来，纳税日期和纳税方法，应该给纳税人极大的方便。“房租税和地租税，应在普通缴纳房租、地租的同一个时期征收，因为这时期对纳税者最为便利，或者说，他在这时期最容易拿出钱来。”[7]在《管子》书中也处处见到这种方便百姓征税的爱民思想。至于对富人奢侈品一类的消费物品的赋税，一般都取便利的征收方法。当他购物时，缴纳少许。每购一次，缴纳一次。购或不购，是他的自由。这种尽可能为征税和纳税创造方便条件。

第四，经济原则。经济原则就是最少征收费用的原则。在征税时要尽量节约征收费用，使纳税人付出的，应该尽可能等于国家收入的。如果人民所付出的，多于国家所收入的，那就会产生各种弊端。一是税吏过多，不仅耗去相当部分税收作为税吏的薪俸，而且还在征税以外，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二是税收妨碍人民的勤劳和产业的经营，减少或破坏了可供纳税的基金；三是不适当的税收，使社会失去使用这部分资本所获得的利益，不适当的赋税，实为逃税的诱因。严惩逃税，又引起倾家荡产。违反一般的正义原则；四是税吏的频繁访问和检查，这些虽然不会给纳税人带来金钱上的损失，但纳税者感到反感并受到极不必要的麻烦。人们却设法来逃脱这种烦扰。(www.xing528.com)

作为市场竞争和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亚当·斯密的一般看法是，税收会阻碍社会的财富增长，少税收是好的税收，繁重赋税会使商人缩小其营业规模，这就如进口税和出口税会妨碍进出口贸易，什一税会阻碍农业的生产经营，较好的政策，在亚当·斯密看来是所任事物的自然发展，即不给予津贴，也不对货物保税。但由于有政府的存在，纳税乃是一种无可逃避的不便。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的赋税理论包括地租税，利润税，工资税，人头税和消费品税等等。在《管子》书中是达不到这种理论化的程度的。《国富论》中的赋税理论开创了现代赋税理论的新时代。不过，作为18世纪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关于税种的分类还并非完美。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也过多地注重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时期的土地税、财产税、人头税，而对19世纪之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化认识不足，至于当代社会资本和无形资产、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增值税，尚未出现在他的著作中。而对于《管子》来说那就更谈不到了。

总之，亚当·斯密推出的四项税收原则，道理显明，效用昭著。“一切国家在制定税法时，都多少留意到了。他们都曾尽其所知，设法使赋税尽可能地保持公平。纳税日期，输纳方法，多求其确定和便利于纳税者。此外它们并曾竭力力使人民输纳正税外，不再受其他勒索。”[8]这一原则给未来的经济社会开辟了一条正确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