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初期的复古主张的介绍

一、隋至唐初的复古主张

隋朝历史短暂，文学成就相应单薄。相对而言，隋朝在文化制度方面的一些措施，比起文学成就要显得重要。一是影响中国历史千余年的科举制的实行，二是对官私图书的整理。在散文方面，文风仍承袭六朝绮靡之习，但改革文风的要求已经出现。隋朝立国之初，隋文帝“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隋书·文学传论》）。隋文帝为革正文体，于开皇四年下诏，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积习难改，文表华艳，因而被治罪。隋文帝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用行政命令来推行的文章改革，最终仍未成功。

唐前的这些改革没有成功，原因多样。首先是骈文正盛，难以轻易废止。其次是改革理论肤浅，且与实践脱节。他们不满意骈文的忽视教化功用，拿出的又是拟古的主张，创作上没有出现可以与骈文抗衡的优秀作品。这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拟古的实践也并不成功。

唐太宗在建国之初的武德元年（618）五月，发布了《诫表疏不实诏》，这是为维护统治和整饬思想而采取的以行政命令参与文风改革的重要措施。文风变革与王纲解纽的关系在此又一次表现突出。不过，用行政命令来改革文风，其范围也只能限于行政手段所能干预到的地方，这就是公文表疏及有关应用文字。对于“民间”文体文风，则有些“鞭长莫及”。但运用行政权力抑制浮艳文风，这一手段给宋代的欧阳修以启发。

贞观重臣魏征（580—643）强调文章“昭德塞违，劝善惩恶”（《群书治要序》）的教化作用，他的章疏仍用骈体，但力戒浮靡，洗削绮艳，文风刚正淳朴。唐初的史家们在修史时，对六朝文风都有所批评。刘知几在《史通》中对骈文的行文体制的批判最为全面彻底。他批评绝对骈偶化的倾向，认为自班、马以后，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作为史学家，刘知几有些夸大史学的功能，认为良史是文章的极致，从而鼓吹“文史合一”论，进一步就是取消文学了。他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片面的真理”也是突出的，那就是坚决反对骈体。

而骈体自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唐太宗反对的仅是浮艳的文风而不是文章体制，刘知几反对的是骈文的弊端，同样也未能揭示正是这种体制导致了一种文风的形成。人们对浮艳文风不满，但一时无法找到一种新的文体取而代之，以求彻底解决问题。况且，骈体毕竟还是官方认可、通行的文体，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应用文字。这种文字宜于表现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抒写歌功颂德的升平情怀。所以，骈文一时难以退出文坛。欧阳修曾大惑不解：“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苏氏文集序》）欧阳修通过行政手段解决了文风问题，但他同样没有解决文体问题，骈文在宋代同样是官方文件的载体，原因与唐代大致相同。(www.xing528.com)

唐人对古朴文风的心仪和实践并未中断。被古文大家韩愈誉为“国朝文章盛，子昂始高蹈”（《荐士》）的陈子昂就是古文运动的先驱。陈子昂较早提出了文学复古的口号。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虽主要为诗歌革新而作，但其复古的旗帜在骈文盛行的唐代文坛却是那样引人注目。用散体写就的序文本身就具有挑战和示范的意义：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指东方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炼，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陈子昂的文论复古的色彩尚不明显，而天宝时期，萧颖士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复古即革新的观点。李华在《唐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中记载了萧颖士以六经为准则，强调“雅颂遗风”、“王化根源”的复古主张。李华也是与萧颖士齐名的古文家，他对骈文有严厉的批评，并主张“用三代文章，律度当世”。独孤及称李华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赵郡李华中集序》）。独孤及的文学主张则是“先道德而后文学”（梁肃《毗陵集后序》），以两汉文章为行文标准。梁肃受其影响，也提出了“文本于道”的论点（《李翰前集序》）。这些观点可视为韩愈古文理论的先声。

以上诸人在理论上反骈复古，但在创作实践上尚未确立新的文章规范，语言朴质而近枯瘠是不少人的通病。拟古与泥古常常难分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