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主政初期的政治主张

李登辉被推举为国民党代主席后，党政大权归为一元化，表面上看似乎已经大权在握。但李登辉心里很清楚，实质问题并未解决。新的矛盾和争斗还在继续。这时的台湾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权力“转型期”。过去那种靠政治独裁专制体制统治的方式已经很难再延续下去。因此，他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单纯权力的交接，更是统治方式的转型。在这样一个新旧权力和统治方式交替的非常时期，必然会充满矛盾，诸如国民党高层的派系矛盾，权力之争；新旧思想、习惯、传统与革新发展之争；历史上形成的省籍矛盾以及新老当权者之间的矛盾等，都是错综复杂，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蒋经国生前虽然留下了一个集体领导的班子，但从种种迹象看并不协调和稳固。今后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建立起一个与台湾现状相适应的，并为各方所接受的政治体制和领导核心，已经成为稳定台湾政局的重大课题。

面对如此重大且关系各方利益的棘手问题，李登辉表现出政治上的老练与成熟。

（一）以蒋经国继承人的身份，宣称继续推行政治革新

李登辉在1988年2月27日在“宪政研讨会”茶会上，以该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与“国民大会”代表会面时明确表态：“执政党和政府，不但并未拖延政治革新的进行，而且必将秉持经国先生的精神，继续推广革新的领域和速度。”（《台港澳情况》，1988年第11期）当时，在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开放赴大陆探亲以及推行党务革新后，“中央民意代表”的增选成为“政治革新”中最重要的课题。国民党中常会就此通过了“中央民意代表”增订名额及自愿退职办法案，引起部分“资深”代表的不满，认为是最高当局强迫其退休。李登辉为此当面予以解释、宣传与安抚，并在此前的2月22日首次记者会上公开表明，“这里没有任何强迫性退职的问题。政府这次所做的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的方案，可以说是在现在宪法及临时条款规定下，最合法、合情、合理的做法”（摘自《台港澳情况》1988年第10期），表达了继续推动政治革新的主张和决心。

（二）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最初表示将坚持“一个中国”和反对“台独”的立场

李登辉作为第一个台籍继任“总统”，民众普遍关切他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和立场。对此，李登辉为消除民众对他的疑虑，继任之初曾明确表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对发展两岸关系起了一定作用。他在继任之初1988年2月22日首次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策，……就是只有一个中国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今后，国民党当局仍将继续坚持“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必须要统一”的大陆政策。但是，他同时强调蒋经国时期执行的“三不”（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原则和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调子，反对大陆“一国两制”的统一政策。他说：“统一不是以‘一国两制’的方法来统一，‘一国两制’的方法，是对台湾用统战的方法，压、压、压，使台湾变成一个地方政府，然后他要打的时候就随时可打的这种方法，我认为不对。”李登辉还要大陆放弃“四个坚持”，声称如果中共不放弃“四个坚持”，那么“与大陆统一的问题是绝对有困难的”。他认为“‘一国两制’是不适合中国的。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制度，一个国家一个制度是什么制度呢？是自由民主制度”。与此同时，他又表示“台湾海峡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新的观念来处理。但这个问题并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问题，要从客观情况着手，先有改变，才可对这个问题提出相对的方案”。

在对待“台独”问题上，李登辉当时明确表示“台独”是“非法的”。他认为：所谓“自决是殖民地人民的主张，中华民国是一主权国家，自无此问题存在”。他在诸多场合均宣称对“‘台独’问题，将绝对依法来处理”。他在2月27日的国民党宪政研讨会上，具体分析说：“第一个问题，目前的‘台独’依法来说，是非法的。第二个问题，从历史上看起来，就民主与中国的传统来说，这是不能存在的。第三个问题，‘台独’本身是在国际上及国内都没有办法生存的，特别是民众并未支持它。”同时，他针对民进党将举行游行示威问题，认为“如果要以‘台独’的问题做一个口号的话，依法必须要处理”，并认为“这是台湾现在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他还在该次会上强调，要“排除任何分裂国土的意识”，“消弭分离意识和‘自决’谬说”（《台港澳情况》，1988年第10期），以搞好台湾的“民主宪政”改革创新。这里，既表现了李登辉在两岸问题上基本延续蒋经国时期的政策，反对“台独”，维护中国统一的立场，也在反对“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隐含了谋求与大陆“对等政治地位”，进而对大陆实行“和平演变”的企图。其所追求的“统一”，则是建立在这一政治基础上的。

李登辉在1990年5月20日正式就任第八届“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再次宣称：“台湾与大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中国人同为血脉相连的同胞。”同时表示“中国的统一与富强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期盼”。他还多次申明：“我是台湾人，但也是中国人。”在如此表示的同时，李登辉主导下的台湾当局，进一步放宽了对两岸交往的限制，采取了更为主动的措施。

在组织方面，国民党中央先是在1988年8月成立了大陆工作指导小组，负责党内有关大陆政策的研拟工作。1990年10月7日，李登辉又宣布成立隶属于台湾“总统府”的“国家统一委员会”（简称“国统会”），主导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宣称要依据“自由、民主、均富”的原则，力促中国统一。与此同时，台湾“行政院”为因应两岸交往事务日益繁杂的需要，也由过去的“大陆工作会报”临时机构，经立法院通过，于1991年1月28日成立专责处理大陆事务的“大陆委员会”（简称“陆委会”）。不久又以民间财团法人的形式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接受陆委会委托，办理两岸交流衍生的各项事务，并于1991年3月9日正式挂牌运行。

在政策层面，经过“国统会”的研拟，制定了由李登辉核定的“国家统一纲领”（简称“国统纲领”），并于1991年3月公布。该纲领承认“台湾与大陆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强调“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同时强调：“中国的统一，其时机与方式，首应尊重台湾地区人民的权益并维护其安全与福祉。”同时分阶段提出了两岸实现统一目标：“近程——交流互惠阶段；中程——互信合作阶段；远程——协商统一阶段。”台湾当局以此作为处理两岸关系的准则，使其大陆政策进一步明朗化、系统化。1991年5月，李登辉进而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所有这些，应当说对实现祖国统一均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

但是，李登辉在实际运作时，强调的是台湾与大陆对等的“政治实体”。他早在1990年答复立委质询时，就认可了“一国两府”的提法，将大陆的中央政府与台湾当局的地方政权并列，说“愿意同中共进行政府对政府的对话，一个国家，两个政府，这是事实”。这些提法为其日后的分裂行为提供了基础。(www.xing528.com)

（三）在对待党外势力及本土化问题上采取更为实用的政策

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处理党外势力的崛起，是一个新的课题。蒋经国时期对此问题的处理只是刚刚起步，李登辉时期则面临更多、更为广泛的考验，因为这将关系到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和台湾社会的稳定。对此，李登辉一方面宣称按蒋经国时期的政策办事，即以对党外势力由镇压改为主要通过沟通、对话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上有所突破和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他在与党外势力的沟通方面，主观要求更为迫切，沟通的层次更高。他曾明确讲：“沟通是处理政治问题最好的办法。”1988年2月3日，他曾与国民党负责与党外势力沟通的政策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讲：“今后应继续加强与民进党的沟通，表达执政党推行民主宪政的诚意。目的在于维系政治的安定团结，并建立共识。”他还进一步说明：“执政党与在野党派以促进和谐安定的原则从事意见沟通，是既定的政策。”更为重要的是，李登辉作为现任“总统”，就任不久就亲自开始了与党外势力的沟通。1988年1月30日，他在“总统府”接见以国民党籍“立委”黄主文为团长、民进党籍“立委”黄煌雄为副团长的“立委赴美访问团”成员。对此，岛内舆论称：蒋氏父子当“总统”时，从未接见过任何一位反对派人士，而李氏当“总统”才半个月，即以“总统”身份接见民进党成员，具有不凡的意义。同年2月，国民党首次以党对党的形式同民进党进行沟通，双方派出正式代表进行会谈。此后国民党与党外势力的沟通进一步加强，并逐步提升了沟通的对象与层次，沟通的议题也由个案协调提升至政策协调的层面；沟通的目的由化解冲突逐渐转向建立共识与合作；沟通的方式也由间接传话发展到直接对话。与此同时，李登辉也对党外势力的活动有所限制，其界限在是否遵循台湾的“法制”。他曾警告民进党不得以街头运动破坏社会秩序的方式进行政治活动。他指示警方和司法界，在处理民众政治性集会事件时，不宜再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态度，而“应严谨执法”。他认为“国家有法律，假如任何行为或作为超过法的限制，则政府一定依法处理”。很显然，李登辉对党外势力这种“打拉结合”“以拉为主”的两面策略，目的在于缓解在野党日渐增多情况下，努力寻求和这些力量的妥协，以化解政治危机，巩固其自身统治。实际上是通过开放部分权力的分享与决策的参与，寻求或换取反对党对国民党执政的认同与支持。此外，作为台籍的“总统”，出于推行他的变革理念及与国民党内反对派斗争的需要，势必从国民党外及民意中寻求支持，乃至不惜与党外势力联手。

此外，李登辉虽然是蒋经国在用人方面推行本土化政策的获益者，而且成为台籍的第一位“总统”，然而他上台后却极力否认本土化政策的存在。他在上台后不久的2月的记者会上公然说：“本土化政策这句话不晓得是哪来的。”进而表白说:“我在市政府也好，省政府也好，一直到现在，用人没有省籍之别。”他同时也承认因地域关系，“政治上常常会有一点小小的派系存在”，对台籍人士参政叫做“本土化”也不反对，但是“不必要讲本土化”。他认为，用人“没有省籍的差别”，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他“诚实不诚实，有没有私心，可不可以团结合作”（《台港澳情况》，1988年第10期）。

李登辉作为首位台籍“总统”，公开讲避免省籍纠纷的话是明智的。但是，在实际用人政策上，国民党政权逐步对台籍人士开放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一直到蒋经国逝世，台湾政坛用人始终坚持“大陆人为主轴，台湾人为辅”的原则，李登辉主政后则正好相反，实行的结果是“以台湾人为主轴，大陆人为辅”。因此，不管他怎么说，实际上是使本土化政策有了实质性突破。目的则便于实现“台人治台”与培植亲信。其结果必然是使早已存在的省籍矛盾突显，使日益明显的所谓“统”“独”之争加剧。

（四）在对外关系上力主拓展对外关系，进行“务实外交”

李登辉上台伊始，就针对台湾是否以“中国台北”名义参加“亚银”年会问题发表看法。他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华民国’改了名称以后，以正式会员名义参加的时候，权益上有没有受到损失？”又说：“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有没有受到损害？过去两年来，我们没有参加，是因为我们在利益上、权益上受到了损失……如果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对于第一线上的国际组织，我们能维持‘国家利益’的话，我们可以参加。”这里明显将注重实利、不图虚名作为其拓展“外交”的指导原则。

在实际运作上，李登辉将维持与美国及日本的实质关系作为最重要的考量。他认为，美台关系维持得“相当良好”，宣称不会忘记50年代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支援，并期望“在现有稳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李登辉对美甘尼特报系董事长纽哈斯谈两岸关系》，载《台港澳情况》，1988年第23期）。对日本则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他主张在谋求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加强与日本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密切与日本和韩国在经济方面的协调与合作。这样，台湾可以借助美、日等西方势力的支持，谋求拓展国际空间；在西太平洋地区，则通过与日本及韩国的协调与发展，提高经济实力。

李登辉的这一系列主张，表明他在执政初期，基本上沿袭了蒋经国晚年制定及推行的路线和政策，并拟有所发展和作为。诸如，他首次提出，要以新观念来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他要以更大的步伐推动政治革新，实现“宪政改革”等。与此同时，李登辉还在权力的实际运作上，表现出相当的魄力。诸如，1988年3月18日，他以“三军统帅”的身份召开军事会议，对重要的军事政策作了具体裁决。又如，同年5月12日，一架大陆客机被劫持到台北，在李登辉的直接授权和指示下，仅用5小时零26分就使该客机离开台北。再如，同年5月20日，台北数千农民请愿示威，发生了大规模警民冲突流血事件。事后有人提出，今后遇到此类事件,“总统”应颁布紧急处分令，或宣布实施局部戒严。但是，这种主张立即遭到李登辉的拒绝。李登辉在这些事件中的表现，使人感受到他是一个有自己主见、有一定魄力、不会轻易受人摆布的人。事后的发展说明，李登辉在刚刚登上“总统”宝座的时候，还是小心翼翼，但在小心翼翼的同时，也表现出他的个性。此后，随着他的地位稳定和大权在握，他的真面目开始逐步显露。这是后话。

从以上介绍的李登辉刚刚上台时的表现，可以明显看出：他在还没有站稳脚跟，没有掌控实权之前，说话、做事是极为谨慎的；是较为严格按照蒋经国时期既定的政策方针的；也因此一度获取了国民党及社会对他的好评，为其“名正言顺”地攫取大权创造了基础。但是，一旦他获得党主席的地位，并利用其权位安排好人马后，他的真实面貌和实际政策走向就逐步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