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就政党与民主问题同记者的对话。

记者：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化是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又插入一个政党问题。有人把政党政治看作民主政治的前提，或者把“政党政治”与民主政治直接等同起来，提出“政治多元化”必然产生政党多元化。也有人说，中国应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请谈一谈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作者：这的确是政治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改革提倡探索，自然不免放言高论。我对政党问题没有研究，只是最近有所接触。我想问题还是要从民主本身谈起，从近代民主谈起。

政党是近代民主的产物

记者：你是想说政党现象是近代民主的产物？

作者：撇开遥远的“原始民主”不谈，民主可分为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近现代民主又分为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科学、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这五样东西是近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突出的内容。政党现象，一般说，是从属于民主的，或者说是近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容之一。至于政党产生以后，不仅民主力量、革命力量运用它从事斗争，就是某些反动的、反民主的势力也利用政党作为斗争的手段，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民主本身也好，民主学说也好，其发祥地是欧洲。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雅典就有一种以公民大会为城邦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政治体制，那里的执政官已由世袭转为由选举产生，终身制转变为任期制，贵族会议与公民大会并存，并在司法上实行陪审员制度。这些，在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被称为政治学的奠基者）的学说中就有反映。欧洲中世纪，在反动的封建制度的缝隙中，在欧洲一些沿海地区和商业贸易中心（如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也出现过一些城市共和国，它们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古代民主的某些形式，当然这是作为特例，并不构成封建制度的有机部分。但是这些古代民主并没有产生政党。

记者：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共和国”、“公民大会”之类的东西，却久有“朋党”、“党羽”之称。

作者：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难找到与“民主”相当的思想，却有“民本”思想可循。从古代禅让的传说起，古籍中多有“民贵君轻”、“利民”、“便民”、“为民作主”等说法，但这些说法中的所谓“民”都被当作恩赐与惠授的对象，而非指国家的主人。有的古籍如《尚书》偶尔出现“民主”一词，但其含义恰恰与我们所说的民主相反，作“民之主”解，意指“统治者”。所以中国长期的古代社会，包括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没有出现过任何一种民主形式。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多的人包括不少领导人，他们高谈民主，实际上仍停留在“民本”思想的水平。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所谓“训政”，以及有些人的“领导恩赐民主”的思想，骨子里都反映着这样一种思想。中国近代民主的思想是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衰落解体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而逐渐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的。清朝末年，就有一些早期维新思想家如崔国因、郭嵩焘、郑观应、康有为等提出开议院、设议郎之议，但那时并没有人出来倡议组织政党。在中国，组织近代政党还是孙中山先生开其端。

至于中国古代“朋党”、“党羽”之称，都是一些贬称，含“朋比为奸”之意。所以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如唐朝有所谓“牛党”、“李党”，宋朝有“元祐党”、“元符党”，明朝有“东林党”，这里并无政党的含义。古希腊、古罗马也曾有过所谓“贵族党”、“平民党”，古代意大利有“教皇党”，甚至有所谓“皇帝党”，这些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现代政党一词是从外文移植过来的，意指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公开提出纲领和自己为之谋求的东西。这种社会政治组织是近代经济、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记者：可否谈得具体一点？

作者：大体说来，产生近代政党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经济利益日益分化，利益冲突和阶级冲突（包括同一阶级内部）日益明显并公开化；二是人们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有了日益增强的主体意识，有了为自己的利益而干预权力的强烈欲望。在欧洲，近代民主思想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那时，人们开始以“自我”、以“主体”来对待世界上的一切，来追求自己的权利。所谓“实现自我”，就是那时提出的口号，也就是要争取人权。一位哲学家说，“人的主体性就是人权”，这话是有道理的。人们要求摆脱一切外来权威的统治，不满足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近代民主就其一般内容而言，是主张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自由则以法律形式加以限定，避免社会的无秩序状态），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国家保障公民的平等地位。民主制度则主要是指公民通过选出的代表行使国家权力，并行使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民主制度最初的实现形式，就是在欧美出现的代议制，即以议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由一系列原则（如选举制、任期制、少数服从多数等）、规则和措施构建出一种政治体制；同时，崇尚法制，以法制来规范和调节政治生活和各种利益。最初的政党就是在这种议会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有机构成部分。资产阶级各部分通过政党运用选举等手段来影响或支配国家权力，为自身的利益服务。

政党的出现标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走上了轨道

记者：政党的出现是否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走上了轨道？

作者：英美曾经是这样。最初的议会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通过反君主制斗争，只是初步确立一些民主原则。在议会制形式下，最初出现的还是有权威的寡头统治，贵族和军人还有很大的势力，民选国会的权力倒不大。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19世纪末，美国从独立战争到19世纪30年代，大体上都处于一种寡头统治的状态，或贵族议院主政的时期。其后，出现了政党，出现了多党和两党轮流执政，出现了责任制政府，才算是有个近代民主政治的样子。

记者：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是注定不可分的吗？有没有“无政党的民主”？

作者：政党出现时曾遇到强大的反对势力。反对的力量自然首先是没落的王权保守势力、旧的寡头势力，他们害怕政党活动威胁自己残存的地位和利益。其次是某些政府的行政官员，他们认为政党你争我夺，破坏合理的秩序。再次是一些具有民粹主义思想或卢梭式直接民主思想的人，他们虽然认为人民应当参与政治，但用不着组织政党，政党使少数人操纵权力，反而妨碍人民普遍意志的实现。此外，有些著名的民主主义者也反对政党，例如华盛顿。

记者：你是指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

作者：是的。华盛顿连任两届总统后表示不再干了。他在著名的《告别演说》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政党总是干扰公共议会的工作，削弱行政能力。它用毫无根据的妒忌和虚假的恫吓使社会群众激动起来，使共同体处于不安之中，唆使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有时还煽动闹事和暴动。它还为外国势力和腐化打开了大门，外国势力通过政党热情的途径发现了接近政府的方便之道。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附属于另一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华盛顿明确地告诉国人：“政党精神对美国政治制度具有有害影响。”

记者：这段历史倒鲜为人知。

作者：如果你留心当前国际事务的话，同样的话，即华盛顿当年指责政党的话，诸如削弱行政效率和助长腐化，使社会分裂，制造政治动乱、为外国势力的渗透提供方便等，今天同样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口中听到。宗教领袖和像塞拉西皇帝那样的人不必说了，就是像纳拉扬和纳赛尔那样的政治人物也否认政党存在的必要性，认为政党对现代民主政治不起好作用。现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中只有十几个小国没有政党，尼泊尔是其中的一个。

华盛顿反对政党是有他的理由的。美国的政治制度虽然受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早期产生的政治制度的影响，但美国政党政治的实际形成却早于英国，这与美国革命首先是从外国统治下争取独立有关，这种独立战争要动员广泛的人民参加，这就促使动员人民参与政治的组织产生。早在独立战争前，美国就有秘密的政治组织，革命危机时期创立了具有政党雏形的通讯委员会，18世纪末出现了最早的政党（一个叫联邦党，一个被称为反联邦党，反联邦党后来发展为民主共和党）。它们在权力竞争中，用五花八门的手段动员选民参加选举，蔚成政治奇观，例如至今在美国选举中通行的某些做法，如参加竞选的各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一个选区一个选区地组织自己的选举班子和选举队伍，建立选民登记，立选民档案，设立专门委员会挨家挨户游说筹集资金，动员富裕的党人慷慨解囊（这些出钱的豪富自然获得好的政治报酬，有的成为后台老板），组织集会，同竞争者公开辩论互相揭短，并周密布置投票处工作，千方百计引导和控制选民投票，等等。美国这种政党活动自然不免出现华盛顿所指责的种种弊端，这是华盛顿厌恶政党活动的主要原因。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华盛顿是唯一的无党派人士。后来华盛顿坚决不再继任总统，恐怕也同他厌恶政党活动有关。还有一种情况，与后来欧洲出现的强大的政党相比，美国的政党一开始就表现出组织松懈、缺乏纪律、缺乏凝聚力等状况，几乎等于一台富人操纵的选举机器，在政府中的实际功能也很差。

记者：但是世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往往把美国的政党政治看得很神圣，仿佛是政党政治的正宗。孙中山先生似乎也很欣赏美国的政党政治。

作者：对于美国的政党政治，世人往往只看到其表面，而对于孙中山先生则往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你是否留心，民革中央办的《团结报》曾就孙中山先生对政党的态度展开讨论。开始有人写文章肯定你刚才所说的，阐明孙中山先生认为像英美那样的政党政治是革命党人所应追求的目标。他引用孙中山的话说：“是故政党政治，虽为政治之极则，而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唯一之常轨者。”孙中山赞扬英美的两党制政治是“世界上最完全之国”，并希望中国能以“英美先进国”为模范。孙中山认为“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盖党争绝好之事也。须知所争者，非争势力，乃争公道”。

后来该报又发表一篇争鸣文章。这篇文章承认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确是这样看的。辛亥革命后有了《临时约法》和国会，当时出现的众多政党也经过了合并，展开议会活动，孙中山便认为“合众政府”的政党政治已经建成，在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已实现，只剩民生主义的任务了。殊不料，孙中山这一认识很快为事实所否定。强大的封建势力马上向软弱的民主力量发起反攻。本来在国会中居第一大党的国民党不久被袁世凯强令解散，国民党人作鸟兽散，有的甚至直接为袁世凯帝制效劳。孙中山于1914年另组中华革命党，1919年又重建中国国民党，并发起护法运动，但又因内部分裂而告失败。1918年段祺瑞组织“安福议会”，许多议员“伪庭卖身”。1923年曹锟又贿选总统。至此，孙中山认识到：“现在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流传到中国，流弊更不堪问罢了。”他又说：“我们所主张的民权和欧美的民权不同，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他主张“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这时孙中山对欧美式的政党政治可谓已经绝望了，认识到西方那种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政治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说“现在在中国既是定名为民国，总要以人民为主”，“由民众发之，由民众成之”，企图寻找一种以人民代表制议会取代政党政治代议制的国家政体，以实行直接民权亦即他所说的全民政治。最后，他把目光投向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并惊喜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近来俄国新发明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这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1]

工人阶级组织政党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

记者：但是孙中山先生并非否定政党，他只是否定“为资产阶级所专有”并为资产阶级政党所操纵的代议制。他设想中的“全民政治”议会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选举和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都不受政党操纵，它通过法定程序和党员的个人活动对议会的立法、决策发生影响。这种政党政治就有别于欧美式的政党政治了。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作者：我看可以。孙中山先生不像华盛顿那样简单地否定政党，但他的确认识到政党应当代表人民，这大概就是后来提出国民党应当联共、联合工农、大批吸收工农成分的主要原因。

我们再返回来说。产生政党是历史的必然，不是谁不喜欢政党，政党就不存在。近代人民日益增强的民主意识，简言之，就是权力归人民的意识、参政议政的意识。在阶级社会中，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政党就作为动员和组织属于一定阶级、阶层或一定社会集团的成员参与政治的一种形式，当然也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恩格斯在回顾第一个工人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说，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2]。列宁也说过这样的话：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完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政党就是以取得政权和维护政权为主要目的的政治组织。当代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广泛地利用政党这一武器。自然，大家也不会忘记，德国法西斯也是借助于政党展开自己的活动并通过竞选获得政权的。现在世界上的政党五花八门。有的政党有纲领，有较严密的组织；有的政党既无纲领，也无严密的组织。也有的政党只是集合了一些野心分子，进行权力的角逐，并无什么政治理想，他们的领袖也不时在各党之间转来转去。有的政党在成立之初是代表进步势力的，俨然是改革的先驱，可一旦取得了当权地位，就又成为既得利益的保护者，改革的党变成了保守的党，有的甚至逐渐解体。当然，世界上不乏统治能力强大的党，它们是国家不可或缺的支柱。

想必大家都会承认，当前世界上彻底改造社会、有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不谋个人和阶级的私利，而且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的政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工人阶级运用政党，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工人阶级在获得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以外，没有别的武器。所以政党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决定命运的东西。

记者：世界上工人政党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了，不同的党选择不同的道路，采取不同的活动方式。

作者：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谈。总而言之，世界上只要有国家存在，有政治存在，就会有政党存在。这是不可避免的。

政党活动与稳定和民主之间的关系

记者：现在是否可以谈一谈，政党活动和政治稳定及促进民主之间的关系。特别在那些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政局稳定与否对它们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只有多党竞争才能促进民主。有人说，必须避免动乱、无秩序。这是一个有相当争议的问题。

作者：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复杂的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既要民主，也要安定，政党活动和两者都有关。关于这个问题，我推荐你读一本书：《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在我国也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作者是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

记者：是不是那位在由《大国的兴衰》一书（在美国）引起的一场激烈辩论中带头反驳“美国衰落论”的塞缪尔·亨廷顿，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我读过他的文章，却未曾拜读过你说的这本书。

作者：这本书有一章可以读，专讲“政党与政治安定”问题，而且是专讲变革中的社会即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也是比较突出的。经历二三百年至少百年以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有过长期的动荡不安，有的又经过法西斯的扰乱，现在则一般比较安定。两党制也好，多党制也好，复杂的政党竞争虽有时使政府更迭频繁，但不致破坏基本的安定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则不是这样，它们多数面临着复杂的新旧交替的局面，制度尚不健全，各种社会势力都涌上舞台；那里的政党也正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统治经验，外国势力又不停地以各种方式进行干涉。因此，这些国家国内的不稳定因素较多。本书作者搜集了较多的资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不妨先看一份统计资料，资料说明了独立以来不同政党政治类型的国家里发生政变的数目。资料虽限于1964年以前的，但七八十年代的情况我看也没有多大差别。以下是简单的几个数字：

资料来源：［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39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www.xing528.com)

记者：看来还是多党制国家和没有有效政党的国家发生政变次数较多，一党制或一党占优势的国家和两党制国家政局较安定些。

作者：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政党数量多寡无碍于它拥有强壮之势；而在低度现代化国家，一党制可强可弱，但多党制却毫无例外的是软弱的。”^[3]据这本书的作者分析，基本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缺乏民主习惯或者民主没有制度化，缺少规范和制约各种力量的法制体系；政党也没有制度化，比较软弱，缺乏群众支持，本身没有凝聚力，且易产生腐败。所以在这些国家里，互相竞争的多党制往往导致政局不稳，也很难出现像样的两党制局面。

另外，据这本书作者分析，一党制或一党占优势的国家之所以能有较长期的稳定，是因为这些国家具有制度化力量，比较强大，历史也较久。他特别以印度国大党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为例作了说明。他说：“一党制的稳定与其说来自其性质不如说来自其起源。它往往是鼓舞了广泛动员和制度化的民族主义或革命斗争的结果。……权力斗争越激烈越长久，意识形态的信仰越深刻，后来建立的一党制政治就越巩固。所以，产生于革命的一党制比产生于民族主义运动的一党制要稳定，产生于长期民族主义运动的一党制比产生于斗争较短和较易的运动的一党制要稳定。”^[4]

多党共存但是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如墨西哥，现有十多个政党，其中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以来连续一党执政至今，已达半个多世纪；印度国大党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除1977—1979年以外也一直一党长期执政；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执政已长达半个世纪，日本大小政党数百个，自1955年以来一直是自民党一党执政。这种格局，有人称为“实际上的一党制”，也有人称为“一党多元制”。

记者：这本书是更多地为一党制辩护？

作者：这恐怕不是此书作者的立场。他在书里主要是陈述事实，说明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产生多党的可能，但这不是国家进步和社会安定的标志，相反，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过渡现象。看看我们自己的情况吧，我国辛亥革命以后、民初时期曾出现过多少政党？

记者：这倒未曾留心过。

作者：据说有三百多个政党，半数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它们是当时政治运动的中心。众多政党中影响较大的是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统一党、进步党，称五大政党。五党角逐，一片混乱，政党背景复杂，有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也有旧官僚和地方军阀的工具，与外国势力相勾结的也不少。这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最初出现的政党政治。这种现象不是说明别的，只是说明政局的动荡和社会的不定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有类似现象的不是个别的。这些国家，政党纷争往往招来祸变，或招来军人统治（这些国家的军人统治倒往往带来社会暂时安定）。有些国家经过变故，社会势力逐渐集中成两极化，政党数目逐渐简化。有的则是一开始就是一党制（非洲国家居多），或虽有两个以上政党但有一党占较大优势或绝对优势，因而能长期支配政局。

记者：一党制或一党占优势的国家，虽极少出现政局动荡，但有的问题也不少。如果没有有效的权力制衡，没有有效的监督，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或者听到了也可以不加理睬，统治地位不受挑战，这样的党也很容易出现滥用权力、独断专行、决策错误、腐化现象，或者关起门来进行内部镇压，或者内外一起镇压，摧残民族力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这样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是也发生了吗？

作者：诚如君言！所以至今很难说有理想的、十全十美的或自始至终不变的政党政治格局。

记者：能不能说，社会由不发达到发达，或者由非现代化到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出现下述的否定之否定现象：多党制为一党制或多党共存一党占优势（或居领导地位）的制度所否定；而后，后者又为前者所否定，即重新返回到现代化的多党制？

作者：这要由不同条件下政治运动自身的逻辑来回答。很难说上述的否定之否定公式会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公式，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一些国家有这种演变的可能性，例如，现在第三世界某些国家就有这样一种趋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发展程度产生不同的政党政治格局，后者总是为所属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服务的。

记者：一个政党或一种政党制度是否有利于推进民主政治，首先要看它能不能为确立人民主权服务，是不是真能尊重人民的主权，这当然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内。每一种政党制度都要接受历史的审查和检验，并且要经得起这种检验。

作者：这里要弄清的是，政党制度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甚至不是它的主要部分。拿资本主义民主来说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已经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在目前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其自身范围内已达到相当发展的程度。这种民主政治的最主要部分，或者说，它的主体是什么呢？是资本主义议会制和法制。资产阶级政党最初是在议会制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是议会活动的产物。资产阶级政党产生以后，凸显了资本主义议会制的资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政党也日益支配了议会的活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程度取决于以议会制和法制为核心的整个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说，这要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如何。单纯以政党制度或政党政治格局来评价民主政治，是不科学的。例如，我们不能说法国、意大利的多党竞争，时而聚合执政、时而又分道扬镳的政党制度一定要比英美的两党轮流执政更加民主，也不能说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党长期占优势和长期执政（如前述的印度、墨西哥、瑞典等）不如两党轮流执政来得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记者：那么，请谈一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作者：最初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生也是利用了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并利用议会民主进行活动，为劳动者的权利进行斗争。现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政党处于这种情况。至于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大多是由工人阶级政党（这些政党多数是在没有议会民主的条件下产生的）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组织新的国家，也就是组织人民代议机关实现人民主权。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责任是大大加重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创造者，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动机。

记者：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政党一旦处于国家的领导地位，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或人民议会制度），颁布了宪法，宣布了人民民主，那就等于实现了比资本主义民主优越千百倍的高度民主。你觉得这种看法怎么样？

作者：建设民主政治是一个过程。就民主的实质而言，即民主所代表和反映一定阶级的要求而言，应当承认，社会主义民主一产生，就不仅在民主的质上，而且在民主的量上，已远远超过资本主义民主。但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民主已经建成，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经完全实现。民主原则和某些民主形式的确立与民主实现程度不是一回事，党确立了对国家的领导与民主政治的实现也不是一回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体、基本部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人民依法获得应有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党的领导不过是一种推动力量或创造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初步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颁布了宪法，宪法确认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原则，并且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些都只是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还谈不上民主政治的完全实现。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民主政治虽已经历40年，中间经过大的挫折，但至今还只能说是处于初创阶段。

众所周知，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不存在任何民主形式，后来又沦为半殖民地，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根本无力建立民主共和国，最后以复辟专制统治告终。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虽然我们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至今没有完成。“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5]“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6]特别指出，我们这里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东西很多，“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7]所以，小平同志在再三强调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着重地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8]。大家可以看到，我国民主政治面临着两大敌人：一是封建专制积习太深，特权、官僚主义、“一言堂”都是其衍生物；二是经济文化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文盲众多，而后者，实际上是为前者提供生存和复活的土壤，尽管这种复活采取了新的形式。所以我们对于初期的民主政治的种种夸张的说法，是完全不足取的。这种夸张除了过分天真以外，实际上还起一种掩护封建恶习的作用。

民主有阶级性，也有继承性

记者：促进经济现代化，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的民主政治的确是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那种盲目自满的态度令人厌恶。你说到民主政治的继承性问题……

作者：民主有阶级性，也有继承性，前者是指民主的实质，后者主要指民主的形式。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绝缘的，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虚无主义的态度。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继承了欧洲古代民主的选举制、任期制、少数服从多数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继承了两千年前的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权力分割学说。社会主义民主为什么要完全拒绝这些东西呢？拒绝任期制而实行终身制，拒绝选举制而只实行委任制，拒绝权力制衡而搞政党或个人的高度集权，这不是不要继承，而正是拒绝吸收民主传统而继承封建传统。不可否认，我们曾经是不自觉地走了这样一条路。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按照西方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和途径来建立我们的民主政治，或者认为只有全盘引入西方民主（包括西方的多党制），我们的民主才能够得救。这是另一种非历史的、片面的看法。一个浅显不过的道理，对于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政治上层建筑（比经济基础）要更多地反映各国不同的民族特性、社会政治背景、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等等。资本主义各国也是这样，只要稍留心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美国的总统制受英国的影响而又不同于英国的宪政君主制，法国的总统内阁制也不同于美国的总统制，法国总统权力受制于内阁总理。前面说过，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斗争和革命斗争的不妥协程度及斗争历史的长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毕竟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东西，不能照搬照抄。况且，我国是一个历史特别悠久的、有自己独特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路。这里不妨再提一下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即使在与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作殊死的斗争，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时候，他也没有完全迷恋于西方那种多党竞争或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政治模式，他看到这种模式的弊病因而不赞成照搬西方的模式，而主张中国的民权应不同于欧美的民权，“不能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何况，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处于全新历史条件下。我们既不能照抄西方民主的模式，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总而言之，走自己的路，不跟在别人后面瞎起哄。

记者：这样看来，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创造或指导民主政治方面确实担负着空前的历史重任。

作者：也可说是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例如，党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组织者，自身必须是真正的民主政党，作出榜样，因此党在许多方面面临着改革的任务；党政必须分开，否则，国家民主政治的制度化，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法制的建设，就很难进行；适合我国民主政治发展需要的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目前来说也只是粗具规模，离完善、离真正的制度化还很远，等等。这些，容以后有机会再详谈吧！

（与吴江教授合作，原载《统战理论教学》，1989（3～4）；发表前曾于1989年4月发给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民革委员进修班和民盟干部培训班的学员阅读；1991年收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民主与政党》一书；文中小标题为收入本书时所加）

【注释】

[1]以上关于孙中山的论述，参见《孙中山先生的“政党政治”论》，载《团结报》，1988－12－27；齐植璐：《〈孙中山的“政党政治”论〉质疑》，载《团结报》，1989－02－1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40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4]同上书，411页。

[5]《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292页。

[6]《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292页。

[7]同上书，294页。

[8]同上书，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