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着眼于御窑人与御窑瓷之间的关系，指出陶瓷的历史，也是陶瓷工匠的历史。“陶瓷工匠是陶瓷历史的主体。在陶瓷生产过程中，陶瓷工匠贡献巨大。他们中的一些人或以身殉职，或以器名世。”
“做一个瓷器，通常需要72道工序。”阎崇年介绍，万历的五彩瓷百鹿尊，也许画蓝色云纹是一个人，画绿草又是一个人，画红鹿又是一个人，分工特别细。“有的工匠一辈子就画鹿，而且几代人都画这个。”
有诗云：“瓦缶胜金玉，布衣傲王侯。”尤其是御窑瓷器，它们的设计、生产都汇聚了当时的能工巧匠，代表了中国工匠的最好水平，体现了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中国工匠精神。
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不是姓“皇”，而是姓“新”。阎崇年认为，创新既是御窑之魂，也是瓷器之魂。“御窑千年”的历史文化，在精美瓷器的背后，隐藏着的精华是“新”，就是思想创新、管理创新、技艺创新、产品创新。“创新，既是中国瓷器文化发展之动力，更是中国瓷器文化绵延之生命力！”(www.xing528.com)
创新思维可鉴，创新瓷器更美。阎崇年举例，宋代的青白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元代的青花瓷和釉里红，一改单一颜色瓷器的局面，而开创彩色瓷器的新境界；明代的斗彩、五彩，争奇斗艳，色彩缤纷；清代的珐琅彩、粉彩，各种色彩、各种绘画，都可以纵情而灵动地展现在瓷器上。
“重道轻器，厚理薄技，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缺憾。”阎崇年说，为什么中国近世落后挨打？原因之一，就是重道轻器，厚理薄技，片面地将“器”蔑之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不重视创新和科技的作用，流传千年，影响后世。
中国崛起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紧密的关系。阎崇年认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人需要既重道，又重术；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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