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集团强势崛起：战国社会的重大变化

1　三晋集团强势崛起

战国社会土壤的第一变化，是新兴大国的蓬勃崛起。

当齐国田氏的势力压倒性地超过姜氏公室时，新的齐国已经成型了。这时，晋国的六大新兴势力也正在蓬勃生长，这就是知氏、范氏、中行氏、魏氏、赵氏、韩氏，此所谓“六卿执政”。与齐国新兴势力很早便一家独大的特点相比，晋国新兴势力的成长、壮大以及最终定型，要复杂曲折得多。正是基于这一成长史的不同，后来的新兴齐国与新兴三晋，也呈现出不同的国家性格。新兴的魏、赵、韩三国，更富于竞争性与进攻性。新兴的齐国，则经常性地出现某种接近于主动退缩的惰性，越到后期，这种惰性越明显。所谓齐人“宽缓阔达”，正是这一国家性格的人群风貌。

要深刻理解战国特质，对魏赵韩三国生成史的解析，是关键之一。

从性质上说，春秋末期形成的晋国六卿，都是新兴的政治势力。他们都在各自的封地实行了私田经济，都在各自执政的时段在全晋国范围内推行了程度与形式不同的新政变革。在对旧根基的对抗中，他们的早期联合也是非常自觉的。公元前513年，赵氏、中行氏、范氏三家联合铸刑鼎，便是彰显其新兴势力共同点的最具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当时，赵氏领袖赵简子，联合了中行氏领袖中行寅，共同以晋国公室的名义，向全晋国征发了“一鼓铁”，铸造了一口特大的铁鼎，将范氏领袖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刻在大铁鼎之上，矗立在晋国都城的广场。

所谓一鼓铁，就是“一鼓”容量的铁料。鼓，是当时的一种量器，与一斛容量相同。一斛，在当时是十斗。如此比照，则作为量器的一鼓之内，可以装十斗谷物。铁的比重大于谷物，与十斗谷物体积相同的“一鼓铁”，重量大约在当时的两千斤上下了，应该铸造出很大的鼎了。晋国铸刑鼎，是继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作竹刑之后规模最大的法律公开，是春秋末期政治变革的最高潮。

虽然如此，晋国新兴势力之间也有着激烈的竞争。

作为新兴集团，他们都主张变革，都推行新政。从本质上说，他们之间的差别，最基本的方面在于新政内容彻底性、坚定性的不同。这一差别，决定了新兴集团之间文明进步程度的差异，也构成了他们之间兴亡竞争的实质性原因。而其余的差异，都是非本质性的，都是缺乏稳定性的。由这一本质差异所衍生的竞争形式，是新兴集团之间围绕变革主导权的竞争。也就是说，由哪一方新兴势力来掌握变革的主导权，并最终主导社会利益的总体分割，是不能容让的社会主导权力。

守旧势力之间的竞争，也是如此。同样都是维护旧制，同样都是主张复古。但是，由于具体内容及实现程度的差异，也必然引发主导权的竞争。在由哪一旧派势力主导复古进程的权力问题上，也是不能容让的，也是生死相争的。(www.xing528.com)

由此，每每在文明大转折的历史时期，社会竞争便会表现出特别复杂深刻、多面交织的广阔性与特殊性。虽然，守旧势力与新兴势力之间生死存亡的竞争是时代的主流，但是，新兴势力之间，守旧势力之间，也都在同时进行着剧烈的主导权与实际利益的竞争。与此同时，社会其余阶层也会以各种各样的常态与异态卷入其中，从而形成波澜壮阔的种种因素的相互交织。所谓历史主流的把握，所谓文明本质的体现，所谓意识自觉的形成，都会在这种分外复杂、分外深邃的局势中，考验着每一个社会政治集团的认知水准。这是人类历史的永恒现象，是生存竞争法则彻底化的必然表现。

惟其如此，同一阵线中不同集团的竞争，是文明发展史上最大的常数之一。

公元前458年，知氏与魏、赵、韩三家联合，吞灭了范氏与中行氏。

晋国的新兴势力，由此减少为四家。公元前453年，也就是五年后，知氏与魏、韩两家联合，对赵氏发动了攻灭战。历史的转折是，在三家攻赵期间，早期纵横家张孟谈秘密游说魏、韩两家，使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魏、韩两家突然转身与赵氏结盟，魏赵韩三家合力，攻灭了势力最大的知氏集团，三分其土地人口。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知氏被攻灭后，其后裔与残存的人口都逃到了相邻的秦国。这是后来的魏国首先对秦国发动大国攻势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此决定性事变，魏、赵、韩三家正式立定根基，无论是实力，无论是政权形式，都具备了立国基础。这一事变的直接结果是，晋国在事实上已经被肢解，天下最大的诸侯晋国，已经被三个巨大的新兴集团取代了。此后，晋国公室虽然还以国君的名义残存了一段时间，但是，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由于三晋集团的强势崛起，也由于这三家地处中原，更迫近周室王畿。公元前403年，周王室被迫承认了魏、赵、韩三家为正式诸侯。此时，崛起更早的齐国田氏，还争取不到这个政治加冠礼，还是以私家势力集团的形式存在着。16年之后，魏武侯与田氏领袖田和会盟于浊泽（今河南禹县地带），田氏请求魏国代为申请诸侯国资格。魏武侯履行诺言，此后立即向周王室提出了齐国田氏的要求。于是，在次年，也就是公元前386年，齐国也被承认为正式诸侯国，完成了政治加冠礼。

魏、赵、韩、齐四家完成政治加冠礼，宣告了战国时代的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