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官府藏书的沦失分析

隋代官府藏书多时达三十七万卷（嘉则殿藏书），隋末战乱多有损失。唐武德四年（621），李世民打败王世充收复洛阳，《附书·经籍志一》序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泝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新唐书·艺文志》序载：“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部，浮舟沂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此段记载可补《隋书·经籍志一》序之不足，提供了宋遵贤从洛阳舟载图书西运京师的具体卷数为八千卷。《太平广记》卷二八。《炀帝》引《大业拾遗》：“武德四年，东都平后，观文殿宝厨新书八千许卷将载还京师。上官魏梦见炀帝大叱云：'何因辄将我书向京师？’于时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部调度，乃于陕州下书，著大船中，欲载往京师。于河值风覆没，一卷无遗，上官魏又梦见帝，喜云：'我已得书。‘帝平存之日，爱惜书史。虽积如山丘，然一字不许外出。及崩亡之后，神道犹怀爱吝。按宝厨新书者，并大业所秘之书也。”此段文字中，上官魏所梦云云，实为虚构，但言八千许卷、宋遵贵大船载书、炀帝平时爱书一字不许外出诸事，应是信史。参照《新唐书·艺文志》序文，可知宋遵贵运走的八千卷书，只是观文殿宝厨藏书，东都洛阳其他处所之藏尚不在其内。隋代图书制度，仍承六朝旧制，多为十卷一帙。八千卷书则为八百帙左右，故需大船以载，颇合情理。另外，砥柱，是黄河河道上某山名，在今三门峡市东，《水经·河水注》专有记载。《隋书·高祖纪》载开皇十五年（595）六月戊子，隋文帝“诏凿底（砥）柱”。可知砥柱之处，流水险恶，常有船翻。唐陆龟蒙《奉和袭美二游诗》云：“近者隋后主，搜罗势骈阗。宝函映玉轴，彩翠明霞鲜。伊唐受命初，载史声连延。砥柱不我助，惊波涌沦涟。遂令往古书，半在余浮泉。”^[9]即咏此事。

但是，此处有一问题，即《隋志》序与《唐志》序皆说唐初仅得隋朝官府藏书八万卷。那么隋嘉则殿三十七万卷及秘阁、观文殿等大批藏书又落何处？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经籍会通一》言：隋官府藏书在隋灭之前，“中间未尝被火，向之藏蓄之盛，竟何在邪？惟杜宝《大业江都记》云：'隋书籍三十七万，悉焚于广陵。'当是实录。盖隋炀酷嗜经典，既欲徙都广陵，必尽载诸书自从。洛阳八万，意当时副本耳”。胡氏估计很有道理，不过《大业江都记》所说“悉焚于广陵”（广陵，即今扬州）似有误。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云：“炀帝东幸扬州，尽将随驾，中道船复，大半沦弃。炀帝崩，并归宇文化及，化及至聊城，为窦建德所取；留东都者，为王世充所取。圣唐武德五年，克平僭逆，擒二伪主，两都秘藏之迹，维扬扈从之珍，归我国家焉。”张彦远所说，绝不仅针对隋官府所藏书法、绘画文献，也含图书典籍，因此，隋代官府藏书大部分还是在战争中散乱于淮河、江北一带。(www.xing528.com)

古代藏书事业，就客观效果来说，起到了民族文化得以积累与传播的作用，续传统以不绝，承先人启后代。从隋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看，他们是从重道弘教、经邦立政的实用原则出发去推进官府藏书事业发展的。在其主观意识里，图书的功能、藏书事业的作用，都被阐发到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如果没有隋代官府对藏书的良好经营，以及卓越的整理编目工作，先秦两汉以来之学术文化就无从接续，乃致于有可能发生断裂。大唐一代的藏书盛举也难得出现。这是今人探讨隋代官府藏书事业不应忽略之处。同时，历史也从另一面向我们昭示，政权的更迭、战乱的繁剧使得隋王朝卷轴散弃，藏书凋零，中国古代藏书事业仍然处于艰难与漫长的接力跑道之中。而在这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只有在积累保存文献的事业上有不凡之举的朝代，才是一个对学术、文化有所贡献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