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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官府藏书的主要位置

时间:2023-07-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唐代官府藏书因继承隋代制度,故其藏书机构与处所也集中在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两地。唐代数百年,秘书省曾屡改其名。秘书省藏书数量,在开元时多达近五千余部、六万余卷,是唐代官府藏书的重要机构之一。弘文馆所掌之弘文殿有书二十余万卷,说明店初贞观之年,官府藏书数量相当可观。这部分资料极为珍贵,因有制度保障连续送达,常年累月,必积藏丰盈,形成藏书特色。

唐代官府藏书的主要位置

唐代官府藏书因继承隋代制度,故其藏书机构与处所也集中在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两地。

唐设秘书省,掌管国家图书。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载,其地点在京师长安皇城内承天门街之西,第五横街之北,北望司农寺,南临司天监、御史台,东接右威卫。秘书省内有监院、后堂、校书院等设置,监院东侧有书阁重复,贮古今图书。唐代数百年,秘书省曾屡改其名。龙朔二年(662)至咸亨元年(670),其间九年一度改称兰台,秘书监称为兰台太史,少监为兰台侍郎;天授(690〜692)初至神龙元年(705)曾改称麟台,监等职官并随之改名。此外,其余年代一直称为秘书省。[10]

关于秘书省之人员编制,《唐六典》卷一。《秘书省》载:“秘书省,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丞一人,从五品上。秘书监之职,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日太史,皆率其属而修其职。少监为之贰焉。丞掌判省事。秘书郎四人,从六品上;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主事一人,从九品上;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典书八人,楷书手八十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熟纸匠、装潢匠各十人,笔匠六人。秘书郎掌四部之图籍,分库以藏之,以甲、乙、景、丁为之部目”,“校书郎、正字掌雠校典籍,刊正文字,皆辨其纰缪,以正四库之图史焉。”考《唐书·职官志二》、《新唐书·百官志二》,关于秘书省之文字皆与《店六典》所述相吻,唯《新唐书》载职员人数与之有异,如言秘书郎定员为三人,校书郎定员为十人,此实唐代数百年间定员制度变更所致,不足为怪。如秘书郎三人是开元二十八年(740)将四人减一之结果。

从上述史料可见,唐秘书省地位极高,主掌官秘书监为从三品,与御史大夫同级,是朝中重臣。复次,唐秘书省人员设置因袭隋代,但主事、典书、亭长、掌固、熟纸匠、装潢匠、笔匠等编制为唐代所定,并且楷书手也较隋代多至四倍,达八十人,说明唐代秘书省人事制度更加完善。尤其楷书手、熟纸匠、装潢匠、笔匠的添置,加大了抄书及修缺补残的工作量,并使之制度化。秘书省藏书数量,在开元时多达近五千余部、六万余卷,是唐代官府藏书的重要机构之一。

弘文馆,属门下省领导。初馆址在长安城太极宫内太极殿东南左延明门外,北临史馆。后唐皇室新宫城大明宫于贞观至显庆年间建毕,弘文馆又“移仗大明宫,其馆亦在门下省南。仪凤中,以馆中多图籍,置详正学士校理之”[11]。弘文馆是皇室重要藏书处所之一。唐代也曾先后改名。神龙元年(705)为避孝敬皇帝讳改为昭文馆,次年又改为修文馆;景云二年(711)改昭文,开元七年(719)又复称弘文。自武德、贞观以来,贤良博学者五品以上可兼任其学士,六品以下称直学士,又有文学直馆学士等。

《唐六典》卷八载:“弘文馆学士无员数,学生三十人,校书郎二人从九品上,典书二人,拓书手三人,笔匠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弘文馆学士学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其学生教授考试,如国子之制。”《旧唐书·职官志二》、《新唐书·百官志二》对弘文馆人员编制也有记载,与《唐六典》无大异,并且两唐书皆载有令史二人、楷书手三十人(《新唐书》为十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是《唐六典》所未涉及。另外,《旧唐书·职官志二》有注云:“馆中有四部书及图籍,自垂拱已后,皆宰相兼领,号为馆主,常令给事中一人判馆事。”

弘文馆实为一学术机关,一方面要整理宫中藏书,一方面还承担向朝廷提供文事咨询、教授学生的任务。从形式上看弘文馆藏书是禁中藏书,从性质上言其藏书当是学术图书馆。《唐会耍》卷六四《弘文馆》载:武德九年(626)九月,“太宗初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箫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弘文馆所掌之弘文殿有书二十余万卷,说明店初贞观之年,官府藏书数量相当可观。

史馆专学修撰国史之事,原属门下省,后移中书省,其所出原委及设置地点,《旧唐书·职官志二·中书省》记述颇详:“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馆门下东西有枣树七十四株,无杂树。开元二十五年三月,右相李林甫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官宜附近,史官尹倍奏移史馆于中书省北,以旧尚药院充馆也。”

史馆之职员制度,有修撰,天宝(742~ 756)后他官兼史职者目史馆修撰;直馆,初入为直馆,元和六年(811)宰相裴垍建议,登朝官领史职者为修撰,未登朝官皆为直馆,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新唐书·百官志二》言:“有令史二人,楷书十二人,写国史楷书十八人,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二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熟纸匠六人。”唐代史馆修史之事,朝廷不仅将其视为学术,聘才学出众、享有权威者主掌之,而且尚视为重大行政事务,经常有皇帝过问。因此,史馆藏书就其性质而言,为专业研究图书馆。(www.xing528.com)

史馆藏书分为三类:一为修史所必须之参考书,如前代史籍等。二为当朝编纂完毕之国史实录。《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载:“元和二年七月,太仆寺丞令狐丕,进亡父故史官晅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诏付史馆。”此即其例。三为朝廷各部门送来之各种信息资料,以备修史之参考。这部分资料极为珍贵,因有制度保障连续送达,常年累月,必积藏丰盈,形成藏书特色。《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专载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

崇文馆、司经局皆为太子东宫中机构。崇文馆在东宫左春坊。初,贞观十三年(639)唐于东宫置崇贤馆,显庆元年(656)置学生二十人,上元二年(675)避太子讳改曰崇文馆。有学士、直学士及雠校,开元七年(719)改雠校为校书郎。乾元(758~760)初,以宰相为学士,总领馆事。《旧唐书·职官志三》载崇文馆有“学士,直学士(员数不定),学生二十人,校书二人(从九品下),令史二人,典书二人,拓书手二人,书手十人,熟纸匠三人,装潢匠五人,笔匠三人。学士掌东宫经籍图书,以教授诸生。凡课试举送,如弘文馆。校书掌校理四库书籍”。崇文馆藏书也有御本,如《旧唐书·李敬玄传》载,贞观末年,敬玄被召入崇贤馆,“兼预侍读,仍借御书读之”。看来,崇文馆是弘文馆的“模本”,仅是缩小规模,移至东宫,其职能一如弘文馆,是其复制品。

司经局,位置也在东宫左春坊。有洗马二人总负其贲。洗马,从五品下,汉代官名,至清代仍有此职。先秦文献中有“先马”,本义为“马前引导之人”,先、洗通假,可互借用。附唐时期,洗马实为东宫太子侍从,《新唐书·百官志四上》云:“掌经籍,出入侍从。图书上东宫者,皆受而藏之。”另外,司经局尚设“文学三人,正六品下。分知经籍,侍奉文章。校书四人,正九品下;正字二人,从九品上。掌校刊经史”,“有书令史二人,书吏二人,典书四人,楷书二十五人,掌固六人,装潢匠二人,熟纸匠、笔匠各一人”[12]。《旧唐书,职官志三》亦曰:“洗马掌四库图籍缮写、刊缉之小。文学掌侍奉文章。校书、正字掌典校四库书籍。”总之,司经局与崇文馆相同,都是一个为东宫太子而备的图书馆。不同之处在于,司经局专门收受献书,校雠典藏,为太子的各项社会活动提供文献服务,是秘书省在东宫的缩小复制品。

集贤殿书院是皇室重要藏书之处,兴起于唐玄宗时期。分设两处,一在西京长安,一在东都洛阳,盖因有两京之故。《唐会耍》卷六四《集贤院》记载,东都之集贤殿书院在洛阳宫中明福门外大街之西,本为太平公主宅。开元十年(722)三月始置。西京之集贤殿书院位于大明宫内光顺门大街之西,命妇院之北。开元十一年(723),因命妇院屋宇弘敞,而取其北院旧屋为之。此后,开元二十四年(736)、二十八年(740),西京兴庆宫华清宫又分置集贤院,然最著名者为东都集贤殿书院,其他皆逊于前者,不作多述。

集贤殿书院兴起,与玄宗李隆基大好文事有关。《旧唐书·职官志二》载:“玄宗即位,大校群书。开元五年,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置校定官四人。七年,驾在东都,于丽正殿置修书使。十二年,驾在东都,十三年与学士张说等宴于集仙殿,因改名集贤,改修书使为集贤书院学士。”此段史料讲明了东都洛阳集贤殿书院之来历:集贤殿书院藏书是从乾元殿到丽正殿逐步演变形成的。其前身是乾元院、丽正修书院。据《新唐书·百官志二》载,开元“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

集贤殿书院人员编制,有学士(五品以上),知院事一人(通常以宰相一人知院事),副知院事一人,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检讨官、孔目官一人,专知御书典四人,知书官八人,书直、写御书一百人,拓书六人,书直八人,装书直十四人,造笔直四人,等等。这些职员名称及人数编制,两《唐书》记载略有不同,与集贤殿书院历史发展中常有变故相关。《旧唐书·职官志二》云:“集贤学士之职,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集贤殿书院的主要职责是收集经籍,校刊抄写,为皇帝提供高质量的御本。《唐六典》卷九《集贤殿书院》言:“集贤所写,皆御本也。”而《唐会要》卷六四《集贤院》或称集贤殿书院为“集贤殿御书院”,皆反映集贤藏书之性质。集贤殿书院专设写御书一百人,是其他藏书机构中所没有的,且数量如此之众,无相埒者。《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云:“元和四年正月,减集贤写御书一十人,付史馆收管。史馆奏:'当馆旧制,例只有楷书,无御书各额,请改正楷书。'从之。”

集贤殿书院的藏书数量也令人叹为观止。东都洛阳宫之集贤殿书院,在开元十九年(731)有书八万九千卷。《唐会要》卷三五《经籍》云:“十九年冬,车驾发京师。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九千卷。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库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卷。其中杂有梁、陈、齐、周及隋代古书,贞观、永徽、麟德、乾封、总章、咸亨年奉诏缮写。”此八万九千卷书(四库书实数相加为八万零八十卷,"其中杂有”云云,是否未计入其中?)虽远不如唐初弘文馆二十余万卷数目,但这八万九千卷书皆为御书正本,校刊精良,抄写工整,且无复(副)本,不似弘文馆复本杂糅,故其品种单册数量,是唐初弘文馆无法相比的。

唐代官府藏书处所,除上述主要机构之外,见于史籍的还有内宫、翰林院、礼部、国子监太常寺、各亲王府等,惜其藏书数量不大,或史料不详,故不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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