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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围圈”成为热议话题—科诺派斯特城堡会谈—“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王国的最后通牒—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态度与对策—法国的态度与对策—俄罗斯帝国的态度与对策—围绕“最后通牒”展开的斡旋—俄罗斯帝国军事动员—德意志第二帝国军事动员—大战不可避免—德意志第二帝国向俄罗斯帝国发出最后通牒—欧洲协调彻底失败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俄罗斯帝国或者德意志第二帝国曾在1914年蓄意策划发动一场欧洲战争[1]。这样的阴谋理论根本站不住脚。当然，众所周知，俄罗斯帝国希望重新讨论“达达尼尔海峡问题”，从而能够以于己有利的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帝国政治家认为，这样的愿望在和平时期很难达成，所以准备以欧洲战争为契机解决“达达尼尔海峡问题”并从中获利。1913年11月23日，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在重申继续维持现状的愿望同时，有必要再次强调：海峡问题只能艰难地向前迈出一步，否则只会让欧洲问题复杂化。”在1914年2月21日至1914年2月22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宣布：“只有在欧洲战争爆发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能对达达尼尔海峡采取行动。”另外一份备忘录（不是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所写）做了补充说明：“我国外交部当前的职责是进行系统的工作，从而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2]这一切似乎表明，俄罗斯帝国外交部做好了迎接危机的准备。实际上，当危机真正来临时，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十分准确地判断出欧洲面临的可怕前景，并对自己的外交工作恪尽职守，竭尽全力化解危机。他断然不会建议塞尔维亚王国屈服，也绝不会对塞尔维亚王国坐视不管。当然，没有一个俄罗斯帝国政治家会这样做。否则，舆论会把这样的政治家赶下台，转而支持极端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奥匈帝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非常清楚，1908年至1909年“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危机”爆发时，俄罗斯帝国因退让而受到了公开羞辱。当时，德皇威廉二世的“闪亮盔甲演讲”让俄罗斯帝国颜面扫地[3]。这次，俄罗斯帝国绝不会再次袖手旁观。就在1914年战争危机爆发前夕，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一直用德皇威廉二世“闪亮盔甲演讲”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来警告俄罗斯帝国。在此之前，他曾经写信给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伯恩哈特·冯·比洛说：“俄罗斯帝国坚决支持塞尔维亚王国。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或者任何一位俄罗斯帝国大臣都不会贸然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否则他们将因此而被赶下台。”[4]人们或许会指责俄罗斯人是泛斯拉夫主义者[5]。不过，每个民族都会毫无例外地受到激进民族主义思想的困扰。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虽然经历了多次危机，但地位与威望未曾受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为何在1914年春末变得格外敏感。尤其是在军界，“包围圈”成为前所未有的热议话题。这一切影响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政府与外交部。它们感到孤立与悲观。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政界极具影响力的德军总参谋部似乎不想发动战争。不过，德军总参谋部未排除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所以有意在德意志人中培养战争精神。1913年3月19日，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德意志人必须接受训练，认识到我们必须发动大规模进攻来应对敌人挑衅。事情必须如此设计，人们才会把战争爆发视为摆脱沉重的军备负担与紧张的政治局势的有效方法。”[6]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
德意志第二帝国政治家本来就不大认同欧洲协调与欧洲会议的价值。不知不觉中，他们完全抹杀了对欧洲协调与欧洲会议仅存的一点信念。他们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来的想法，认为只有自己国家的军队及盟友奥匈帝国才是唯一的依靠。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政治哲学家的教导下，他们坚信一点：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除非在残酷的斗争中胜出，否则别无他法。根据这一原则，他们得出了致命结论：第一，德意志第二帝国决不能坐以待毙；第二，德意志第二帝国决不会置奥匈帝国于不顾。
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莫里斯·德·本森
巴尔干半岛问题使欧洲的形势变得动荡不安，不仅希腊王国与土耳其帝国之间存在领土纷争，而且新成立的阿尔巴尼亚王国骚乱不断。此外，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因“南斯拉夫”问题而起的摩擦由来已久。1914年6月13日，德皇威廉二世曾与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科诺派斯特城堡会面。他们很有可能讨论过巴尔干半岛问题。正如英国驻维也纳大使莫里斯·德·本森推断，德皇威廉二世这次访问“主要为了欣赏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玫瑰园美景，但不能排除谈论其他话题的可能性”[7]。关于德皇威廉二世这次访问，民间流传着各种版本。如今已经没有人再认为当时的玫瑰园充斥着鲜花盛开的美景，而是认为一场破坏欧洲和平的阴谋在这次访问中形成[8]。不过，塞尔维亚王国一位历史学家曾分析，“科诺派斯特城堡阴谋策划论”的流言才是导致“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的罪魁祸首[9]。
毋庸置疑，在科诺派斯特城堡，德皇威廉二世曾与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忧心忡忡地谈论过中欧的混乱局面及一直令两国坐卧不宁的“包围圈”问题。当时，奥匈帝国的《军事评论》曾以“四面楚歌”为题，发表了一篇危言耸听的文章。这篇文章谈论了奥匈帝国的立场。《军事评论》声称了解科诺派斯特城堡重要军事决策的内幕，并称此次会谈细化了两国军队总参谋部最近在卡尔斯巴德会晤初步提出的措施[10]。
随着法国与英国、俄罗斯帝国与法国在许多外交场合表现出统一战线的姿态，欧洲大国协调的想法似乎已经从中欧政治家的脑海中彻底消失。1898年，英国首相罗斯贝利伯爵阿奇博尔德·菲利普·普利姆罗斯曾对德意志第二帝国驻伦敦大使保罗·沃尔夫·梅特涅说：“一旦德意志第二帝国坚信，英国奉行的政策是收紧德意志第二帝国面临的包围圈，形势就会无法逆转。”[11]
罗斯贝利伯爵阿奇博尔德·菲利普·普利姆罗斯
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刺
1914年6月28日，科诺派斯特城堡会谈结束后的第十四天，“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了。目前，关于这次事件的相关事实已经十分明了。塞尔维亚王国战争部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德拉古丁·德米特里耶维奇根据手中得到的、可能与科诺派斯特城堡会谈有关的情报认为，奥匈帝国军队在波斯尼亚演习是进攻塞尔维亚王国的前奏。于是，他着手策划暗杀奥匈帝国军队统帅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德拉古丁·德米特里耶维奇是塞尔维亚黑手会成员。软弱无能的塞尔维亚王国政府一直对“黑手会”这一秘密组织束手无策。它似乎已经发觉了针对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刺杀阴谋，于是将国界封锁了起来。然而，黑手会成员不费吹灰之力，从另外一条道路进入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王国似乎并未向奥匈帝国发出明确警告。大约在1914年6月5日，很有可能在接到塞尔维亚外交大臣尼古拉·帕希奇的指示后，专门负责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事务的塞尔维亚王国驻维也纳大使约万·约万诺维奇曾对奥匈帝国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公使利昂·冯·比林斯基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视察奥匈帝国军队在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演习，现场被激怒的波斯尼亚士兵可能会向他开枪。可悲的是，塞尔维亚王国未能发出更明确的警告。当然，明确的警告也未必能打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此行念头。因为他非常清楚，此次前往萨拉热窝必定命悬一线[12]。
利昂·冯·比林斯基
卡尔曼·蒂萨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后，塞尔维亚王国本应立刻展开周密的调查。如果它这样做了，奥匈帝国直到1914年7月23日才公布的要求及最后通牒的条款就不会如此苛刻。虽然塞尔维亚王国做事拖沓，但奥匈帝国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发出战争挑衅。1914年7月7日，当奥匈帝国内阁会议讨论向塞尔维亚王国发出最后通牒的相关条款时，奥匈帝国首相卡尔曼·蒂萨宣称，奥匈帝国当然要提出苛刻的条件，但应当在塞尔维亚王国可接受范围之内。1914年7月1日，在写给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信中，卡尔曼·蒂萨曾指出，政府“没有充分理由让塞尔维亚王国承担责任并向其发动战争”[13]。然而，奥匈帝国其他内阁大臣赞同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的意见。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认为，“纯粹的外交胜利即使能让塞尔维亚王国颜面扫地，也没有任何意义。向塞尔维亚王国提要求时，我们必须从长计议。只有塞尔维亚王国拒绝了我国的要求，我国才能为采取军事进攻的激进手段铺平道路。”[14]1914年7月14日，卡尔曼·蒂萨转而支持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的观点。1914年7月20日，塞尔维亚王国驻维也纳大使米洛希·博希舍维奇在向塞尔维亚王国外交部提交的报告中称，奥匈帝国认为，不对塞尔维亚王国开战将产生“自我毁灭”的后果。由于塞尔维亚王国已经被两场战争耗得筋疲力尽，奥匈帝国“将赶在欧洲列强干预之前”占领塞尔维亚王国[15]。不过，奥匈帝国陆军元帅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未打算在1914年8月12日前开始军事行动。
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王国的表现极其不满，其主要错误在于向塞尔维亚王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太苛刻，几乎令人难以接受[16]。此外，奥匈帝国拒绝将这次争端视为欧洲问题，拒绝将所有建议提交海牙仲裁法庭。塞尔维亚人曾经三次提议将争端提交海牙仲裁法庭。第一次提议是在1909年“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危机”爆发时；第二次提议也是在1909年，涉及“弗里德容审判”问题；第三次是在1914年7月25日，塞尔维亚王国在回应奥匈帝国发出的最后通牒时，曾提出进行国际仲裁。然而，奥匈帝国坚决认为，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争端与欧洲列强毫无关系[17]。
不过，奥匈帝国并非欧洲的中流砥柱。德意志第二帝国若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争端视作欧洲问题，那么争端就会按照欧洲问题来处理。然而，不幸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下定决心，决不做出任何疏远唯一的盟友奥匈帝国的举动。事实上，奥匈帝国十分依赖德意志第二帝国，远远超过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对它的依赖程度。1914年7月5日至1914年7月6日，德意志第二帝国将塞尔维亚王国问题完全放手，任由奥匈帝国自行决定[18]。德意志第二帝国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次争端是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事务，纯粹属于局部地区问题。德皇威廉二世不仅收到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一封解释性亲笔签名信，而且收到一份来自奥匈帝国的表明意图的备忘录。1914年7月5日，德皇威廉二世向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拉迪斯劳斯·斯左格京尼宣称，“如果我们认为向塞尔维亚王国采取军事行动十分必要，却错过了当前这个对我们十分有利的时机，将来肯定会后悔不迭”。德皇威廉二世还向奥匈帝国大使做出保证，“若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德意志第二帝国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支持奥匈帝国”[19]。1914年7月6日，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进一步宣称：“但凡涉及塞尔维亚王国问题，陛下绝不会干涉当前的争端，因为这已经超越了陛下的职权。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可以放心，陛下将遵守盟约义务、坚守昔日友情，衷心支持奥匈帝国。”[20]
戈特利布·冯·雅格
根据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格的说法，一方面，德意志第二帝国将这次争端视作区域性问题；另一方面，德意志第二帝国认为此事牵涉自己至关重要的利益问题。“从奥托·冯·俾斯麦时代起，与奥匈帝国结盟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动力。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政策范围并未扩大至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特殊利益范围。然而，这次争端无关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特殊利益问题，无关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扩张势力、增强影响力的问题，而是关乎我们的盟友—奥匈帝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问题。奥匈帝国是在反对塞尔维亚王国的侵略政策，因为塞尔维亚王国已经威胁到奥匈帝国南部边界的安全……我们需要仰赖的盟友不应该虚弱不堪，更不应该因此而瓦解。……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完全赞同奥匈帝国的自主决定—追究塞尔维亚王国所犯罪行。”[21]
从本质上看，德皇威廉二世及德意志第二帝国等于向奥匈帝国开出了“空头支票”。正是在收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开出的“空头支票”后，奥匈帝国才向塞尔维亚王国发出最后通牒。从这个层面来看，德意志第二帝国应当对最后通牒负责任。德皇威廉二世承诺支持奥匈帝国时，已经意识到奥匈帝国采取军事行动将引发一场全面战争。1914年7月5日，他将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召至新宫。根据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本人的陈述，“陛下给我读了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那封著名信函的部分内容及奥地利政府发出的著名最后通牒的部分内容。他指出，奥匈帝国下定决心要结束建立大塞尔维亚王国的宣传，这将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最后，陛下问我，军队是否已经准备好应对所有突发事件”。对此，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干脆利落地做出了万分肯定的回答[22]。
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
显而易见，如果说德皇威廉二世并未意识到自己与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毫无保留地支持奥匈帝国将带来严重后果，纯属无稽之谈。然而，三个半星期后，德皇威廉二世亲眼看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战争将俄罗斯帝国、法国与英国卷入其中，它们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为敌时，就把一切归咎于德意志第二帝国盟友—奥匈帝国—的愚蠢之举。“奥匈帝国的愚蠢之举等于为我们制造了绞索。”[23]不过，根据1914年7月5日德皇威廉二世向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提出的问题可知，他向奥匈帝国做出承诺时，完全明白所要承担的风险。
德皇威廉二世说自己虽然放手让奥匈帝国对抗塞尔维亚王国，却并未意识到根据1897年签订的盟约，德意志第二帝国也将卷入战争。显然，他的这套说辞根本站不住脚。不过，众所周知，1879年成立的德奥同盟只是一个防御机制。根据盟约，只有在条约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即俄罗斯帝国对奥匈帝国无端发动攻击（不仅仅是动员）的情况下，德奥同盟才生效[24]。奥托·冯·俾斯麦曾经再三谨慎地叮嘱，这是条约生效的唯一情况。他坚决反对缔结军事协定。德皇威廉二世在1912年11月9日的著名照会（备忘录）中写道：“毋庸置疑，一旦奥匈帝国遭受俄罗斯帝国攻击，条约才会生效。但奥匈帝国绝对不会故意与俄罗斯帝国开战。”[25]
实际上，这正是德奥同盟成立的初衷。不过，1912年，德奥同盟已经发生了变化。根据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参谋部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的说法，德皇威廉二世的解释早已过时。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趁机对德皇威廉二世的解释提出质疑，并说服了耿耿于怀的德皇威廉二世。事实上，代表奥匈帝国总参谋部的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与代表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参谋部的赫尔穆特·约翰内斯·冯·毛奇已经达成了军事谅解，并且随后双方便将其视为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此前，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一直想方设法，要把德奥防御同盟转化成一项协定。如此一来，他便能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帮助下发动渴望已久的防御战。1908年至1909年，奥匈帝国、塞尔维亚王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危机”给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带来了机会。在得到阿洛伊斯·莱克萨·冯·艾伦塔尔同意后，他与赫尔穆特·约翰内斯·冯·毛奇举行了会谈。关于此次会谈，德皇威廉二世与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完全知情。会谈结束后，双方互换了文书。1909年1月21日，赫尔穆特·约翰内斯·冯·毛奇在写给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信中宣称：“我认为，奥匈帝国首先向塞尔维亚王国发难，俄罗斯帝国必定会积极介入。这样一来，德意志第二帝国则必须根据条约履行义务。”[26]。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与赫尔穆特·约翰内斯·冯·毛奇签署的“协定”并非约束两国的政治条约，但由于其内容为两国君主与外交大臣所知，他们均难逃其责。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作为一个大国竟然与胆大妄为的邻国—奥匈帝国—结为进攻性的同盟。如今，在冲突开始前，这样一个进攻性同盟将与中立国进行讨论、斡旋与调停的可能性排除在外，这种行为可谓直接否定了欧洲大国协调原则。
当然，德意志第二帝国负有一定责任并不意味着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牒的罪责会相应减轻。最后通牒如预料中一旦引发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战争，必将迫使俄罗斯帝国采取行动。1914年7月7日，在奥匈帝国内阁会议上，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承认，最后通牒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帝国干预。斯蒂芬·蒂萨伯爵则直言不讳地说，俄罗斯帝国干预是必然的[27]。
斯蒂芬·蒂萨伯爵
弗里德里希·斯扎帕利
此后，两周过去了，在最后通牒发出前，法国总统雷蒙·庞加莱推测奥匈帝国即将采取行动。他向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斯扎帕利指出，欧洲战争迫在眉睫。他试图警告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王国所提要求不能太苛刻。他对斯蒂芬·蒂萨伯爵说：“俄罗斯人是塞尔维亚人的真诚朋友。法国则是俄罗斯帝国的盟友。”当然，雷蒙·庞加莱提出警告的消息传到了维也纳[28]。此前，1914年7月18日，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已经向斯蒂芬·蒂萨伯爵发出警告，“一旦塞尔维亚王国受辱，俄罗斯帝国绝不会无动于衷”[29]。很有可能，在写给塞尔维亚军队总司令拉多米尔·普特尼克的加急电报中，尼古拉·帕希奇（自然不会夸大俄罗斯帝国的温和态度）曾经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俄罗斯帝国的政策。其大致内容如下：
拉多米尔·普特尼克
俄罗斯帝国已经宣布，希望看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争端得到和平解决；不过，它同时宣称，一旦奥匈帝国军队越过塞尔维亚王国边境，俄罗斯帝国将向塞尔维亚王国伸出援手。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帝国希望针对奥匈帝国的战争维持在局部战争范围之内，但它也担心随着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卷入，将引发一场欧洲战争。于是，俄罗斯帝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展开了谈判工作，以便有备无患。这样一来，俄罗斯帝国即便不得不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交战，也获得了进行军事准备的时间[30]。
一旦奥匈帝国发布了最后通牒，短短的四十八小时期限一到，除非欧洲协调能够处理此事，否则一场欧洲战争在所难免。对于此事，众说纷纭。然而，有一点确凿无疑：召开国际会议解决此次争端的两次提议均遭到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拒绝。
这次，摆在欧洲大国面前的选择非常明确：它们把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争端是视为局部问题还是整体问题？从一开始，奥匈帝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决定把争端视为纯粹的地方事务，只涉及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奥匈帝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态度十分坚决，绝不允许节外生枝。然而，其他四大强国认为，只有把这次冲突视为整个欧洲的问题，才能防止全面战争爆发。如今，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人们自然心知肚明，如果将争端本地化，各大国会相继进行军事动员。不过，如果将争端视作整个欧洲的问题，就不大可能引发大国之间的军事动员。大国之间在举行会议期间不会开始动员。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争端尤其适合通过欧洲会议进行解决。1908年至1909年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危机结束时，塞尔维亚王国曾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承诺，将对所有欧洲大国负责，以此作为向奥匈帝国示好的保证。如果塞尔维亚王国未能实现诺言，将由欧洲大国进行裁决。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曾告诉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进行相关调查属于欧洲事务”[31]。
从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产生争端开始，德奥同盟的态度一直十分坚定，将其视为地方冲突。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王国发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即1914年7月24日早上，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驻巴黎大使威廉·冯·舍恩与驻伦敦大使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分别向俄国政府、法国政府与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同文照会，表明了同盟国的坚定态度。在这份照会中，德意志第二帝国宣称“我们必须将奥匈帝国处理问题的方式与要求视为温和与正当的”，并且“待议问题要由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单独解决”。在照会的结尾，德意志第二帝国威胁道：“我们迫切希望此次冲突局部化。一旦其他大国出于各种联盟义务进行干预，将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32]
我们无法断言，德意志第二帝国因提前并不知晓最后通牒的要求如此苛刻，以至没有时间对其做出判断并进行修改，所以难辞其咎。1914年7月18日，巴伐利亚王国在柏林的临时代办威廉·冯·舍恩说，德意志第二帝国副外交大臣阿瑟·齐默尔曼向他说明了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王国所提要求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对参与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罪犯展开调查，并且必须有一名奥匈帝国官员参与调查”。对此，塞尔维亚王国接到最后通牒时非常反对。阿瑟·齐默尔曼还说，奥匈帝国将针对最后通牒实施四十八小时的时间限制。此消息通过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传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33]。然而，关于即将发布的最后通牒，柏林方面并没有向维也纳传达任何有助于缓和局势的信息。1914年7月22日，就在最后通牒向贝尔格莱德发出的二十四小时之前，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拉迪斯劳斯·斯左格京尼给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格看了最后通牒的内容。戈特利布·冯·雅格批评最后通牒措辞过于尖锐，所提要求太过苛刻。此时，虽然时间不多，但德意志第二帝国依然有时间通过电报敦促或建议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要温和。然而，戈特利布·冯·雅格没有这样做。1914年7月23日18时，在贝尔格莱德，奥匈帝国将最后通牒交至塞尔维亚王国代理首相尼古拉·帕希奇手中。此后，欧洲历史便进入被人们称作“关键十二天”的重要时期。
拉迪斯劳斯·斯左格京尼
1914年7月24日，奥匈帝国向各大国通报官方最后通牒内容时，英国与法国要求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向维也纳提议，延长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王国发出最后通牒的四十八小时时限。然而，这一要求遭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格拒绝。1914年7月25日，英国也向德意志第二帝国表达了同样要求。1914年7月25日18时，最后通牒才到期，德意志第二帝国与奥匈帝国完全有时间通过电报进行沟通。然而，戈特利布·冯·雅格说，因为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此时在伊舍尔，所以不可能延长时限[34]。
从一开始，欧洲政治家就对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争端“欧洲化”的可能性与可取性有所考虑。对此，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首先提出了明确建议。1914年7月24日，他与德意志第二帝国驻伦敦大使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会面时，提出“在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的关系日趋紧张时，四大强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意大利王国、法国和英国应当共同努力，从而缓和两国关系”。他还补充道：“只有德意志第二帝国提议并参与此次协调，我们才可能影响奥匈帝国。”[35]最初，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意参与协调。不过，1914年7月26日，当法国外交部代理部长让-巴普蒂斯特·安弗尼-马丁询问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大使威廉·冯·舍恩：“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否同意四个利益不相关的大国在维也纳与圣彼得堡同时采取协调行动？”毫无疑问，威廉·冯·舍恩遵照政府指示给出了否定回答[36]。同一天，英国明确提出了正式的会议提议。德意志第二帝国首次拒绝了该提议。显而易见，形势每时每刻都在恶化。各大国现在都面临着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每一个大国都清楚，如果提前掌握了一天先发制人的优势，将决定着胜负。既然形势已经如此，战争爆发的危险已经不可避免。然而，除了奥匈帝国，其他大国依然控制着自己的军事力量，盼望着和平。这次，就连一向对形势缺乏判断的爱德华·格雷爵士也对当前形势做出了极其准确的判断。他看出，欧洲协调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和平机会，并且极有可能取得成功。他写道：“我整日在外交部与常务副大臣阿瑟·尼克尔森爵士磋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前景堪忧，情况恶化，我应当按照1912年至1913年曾经做出的和平努力，提议召开各国大使会议。这是一个有助于扭转形势的良好开端。提前一天通知各国大使后，会议便可开始。会议还在伦敦召开，与会者依然是原班人马：皮埃尔·保罗·康邦、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亚历山大·本肯多夫、艾伯特·门斯多夫与我。我们就像同一战壕的战友，不仅相知相识，而且彼此信任。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各自政府的信任，让我们担当此任，我们可以在任何危机爆发时维护欧洲和平。虽然不会有任何外交成就，但这是光荣的和平事业。绝不会造成一方得势、另一方受辱的情况。在塞尔维亚王国向奥匈帝国提交答复后，与奥匈帝国协商至少更方便，从而光明正大地达成和平。”
当然，事实并非如爱德华·格雷爵士所想，一场大使会议就能轻松解决和平问题。不过，召开会议至少可以阻止欧洲战争爆发。在召开会议期间，各大国不可能开战。一触即发的战争一旦被推迟一个月，将无限期地延迟。随之，这场危机也将烟消云散。
德意志第二帝国对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提议并非毫无准备。1914年7月24日，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向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报告了爱德华·格雷爵士首次提出的联合调解倡议。
在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加急电报的边缘，德皇威廉二世批注道：“多此一举！奥匈帝国已经向俄罗斯帝国挑明了一切。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提议毫无新意。除非奥匈帝国提出明确要求，否则我不会加入四国协商。然而，奥匈帝国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在重大问题与关乎国家荣誉的问题上，奥匈帝国不会去征询别国意见。”
显然，德皇威廉二世已经下定决心，阻止欧洲大国协调施加和平影响力。此时，在1914年7月24日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对于另一个选择—战争，德皇威廉二世却轻描淡写，甚至显得有些轻率。在加急电报的最后一段，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说，一旦发生战争，奥匈帝国定会血战到底。德皇威廉二世却在旁边批注道：“一派胡言。一旦发生战争，波斯将成为英国的囊中之物。”[37]
爱德华·格雷爵士与阿瑟·尼克尔森爵士之间曾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发出会议邀请，英国将“适时”发出会议邀请。1914年7月26日，恰逢星期日，爱德华·格雷爵士返回乡间别墅度假，阿瑟·尼克尔森爵士则留在伦敦负责外交部工作。
此时，欧洲战争爆发的危险并非来自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的争端，而在于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争端上）的争议。如果哈布斯堡王朝以战争进行威胁，坚持塞尔维亚王国必须满足其所提一切要求，俄罗斯帝国定会出手帮助塞尔维亚王国。不过，俄罗斯帝国准备好了武力解决问题的替代办法，即调停或仲裁。1914年7月25日，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对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乔治·布坎南说：“希望看到此次争端能在国际基础上进行解决。如果塞尔维亚王国向欧洲大国发出呼吁，俄罗斯帝国将十分乐意把问题留给英国、法国、意大利王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联手解决。”[38]与此同时，随着战争日益逼近，各大国都在不动声色地进行着战争准备，以免遭受突袭。虽然没有一个国家想要发动欧洲战争，却有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存在—某个大国可能会放弃和平努力，并且可能会因过度恐慌而发动进攻。1914年7月26日，阿瑟·尼克尔森爵士给正在伊钦阿巴斯度假的爱德华·格雷爵士发了一封电报。他说：“我认为，避免全面冲突的唯一希望是，利用乔治·布坎南发来的第一百六十九号电报第二段中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提出的几点建议。你今天上午便会收到这份电报。据此，我们需要分别向柏林、巴黎与罗马发电报，要求三国政府分别授权各自的驻伦敦大使与你共同召开一次会议，以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防止问题复杂化。同时，我们还要敦促奥匈帝国、塞尔维亚王国与俄罗斯帝国放弃积极的军事行动，等待此次会议结果。”[39]
对此，爱德华·格雷爵士当即表示同意。按照阿瑟·尼克尔森爵士的建议，爱德华·格雷爵士拟定了电文并将电报同时发送至柏林、巴黎与罗马。在写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私人信函中，阿瑟·尼克尔森爵士曾说：“在我看来，这是避免战争的唯一一次机会。”如果说和平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只要德意志第二帝国、法国与意大利王国都同意召开会议，这至少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
对于爱德华·格雷爵士召开会议的提议，意大利王国与法国随即表示赞同[40]。德意志第二帝国驻伦敦大使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使出浑身解数，试图说服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意参会。1914年7月26日，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在一份电报中说：“没有人会怀疑，任由奥匈帝国如此作为，必然会导致一场世界大战。”1914年7月24日，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表示赞同爱德华·格雷爵士之前的提议—四国应在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之间进行斡旋。1914年7月26日，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致函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说：“我国政府接受你提议的四国调停。”[41]然而，就在第二天，即1914年7月27日，德意志第二帝国表示拒绝参会。英国驻柏林大使爱德华·戈申发回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格说，你提议召开的会议实际上相当于仲裁法庭。在他看来，如果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并未提出召开会议的请求，那么会议根本无法召开。他尽管希望在维持和平方面进行合作，却无法赞同你召开会议的提议。我对他说，我可以确信你的提议与仲裁毫无瓜葛，只是想通过不涉及直接利害关系的四国代表共同讨论避免灾难发生的方法。然而，他坚持认为，你提议的召开会议这种方式根本行不通。”[42]
德意志第二帝国做出如此答复时，甚至没有征询奥匈帝国的意见，也根本不知道奥匈帝国是否会同意召开会议的提议[43]。事实上，奥匈帝国无意听取欧洲意见。奥匈帝国陆军元帅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似乎已经认定，1914年8月12日是与塞尔维亚王国开战的恰当日期。然而，在听说召开会议的提议后，鉴于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斯扎帕利与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在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的建议下）已经开始友好会谈，有可能修改针对塞尔维亚王国的最后通牒[44]，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特意拜见了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获得授权之后，决定在1914年7月28日对塞尔维亚王国宣战。
正如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对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所说，他之所以做此决定，是因为“协约国将再次努力和平解决冲突。只有早日宣战，才能表明我们的立场”[45]。当然，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是指和平解决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争端。他不可能忘记，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曾经暗示过，俄罗斯帝国绝不会对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战争坐视不管。对于奥匈帝国决心宣战一事，德意志第二帝国早已心知肚明，本来可以对维也纳施加压力，从而促使其推迟宣战，但并未做任何努力。1914年7月26日，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从维也纳向戈特利布·冯·雅格发回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报中称：“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给我读了拉迪斯劳斯·斯左格京尼的电报。拉迪斯劳斯·斯左格京尼称，柏林当局认为，必须尽快采取军事行动并立即宣战，从而尽可能规避第三方介入的风险……对此，我表示热烈支持。”[46]
事实上，在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敦促下，德意志第二帝国最终在1914年7月27日做出决定，向奥匈帝国提出缓和局势的忠告，将塞尔维亚王国的答复视为协商基础。1914年7月27日，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发电报给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说：“我们已经拒绝了英国召开会议的请求，不可能对英国此次提议弃之不顾。我们如果拒绝所有调停提议，就会被视为战争的始作俑者，必须为全面爆发的世界战争负责。如此一来，我们国家将难以立足。我们必须表现出是被迫卷入战争的。既然塞尔维亚王国已经做出很大让步，我们举步维艰。尤其在当下，英国与法国正不断向俄罗斯帝国施加影响，我们更不能拒绝调停的提议，必须向维也纳传达英国的提议。我不仅想听一听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对英国提议的看法，而且想知道他对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希望直接与奥匈帝国进行谈判的看法。”[47]
从这样的信息中，我们很难看出德意志第二帝国缓和事态的诚意。无论如何，德意志第二帝国做出了缓和事态的计划。然而，当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传达这一指示时，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回复说：“由于塞尔维亚王国首先开始敌对行动，奥匈帝国随后才宣战，英国提出调停建议显然为时已晚。”[48]之前，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已经警告过德意志第二帝国，“为了断绝外部干涉的一切念想”[49]，奥匈帝国要对塞尔维亚王国宣战。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不无讽刺地告知德意志第二帝国与英国，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提议“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50]。
直到1914年7月27日之前，德意志第二帝国似乎一直认为，英国会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然而，1914年7月27日，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与爱德华·格雷爵士会谈结束后，他从伦敦向德意志第二帝国发出明确警告，反驳了这一观点。与此同时，他送回了一份英国的新提议。这份提议并非建议召开会议（该建议已经失败），而是建议奥匈帝国就塞尔维亚王国的最后通牒答复进一步协商。如上所述，1914年7月27日，在给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的电报中，德意志第二帝国根据英国的新提议，第一次向奥匈帝国提出缓和形势的建议。于是，1914年7月27日至7月30日，德意志第二帝国采取了缓和形势的政策，却为期不到三天。即便时间如此短暂，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政策也显得苍白无力。德意志第二帝国虽然将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建议转达至维也纳，却在明明知道奥匈帝国将在几日内宣战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奥匈帝国宣战。因此，收到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的电报，得知英国提议的第二天，奥匈帝国便理直气壮回复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为时已晚。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塞尔维亚王国照会已经被其他事件取而代之。”[51]这里的其他事件是指奥匈帝国已经公布了宣战声明。
当然，1914年7月28日，德意志第二帝国曾经再次尝试，促使奥匈帝国恢复理智。（在得知奥匈帝国已经向塞尔维亚王国宣战前）德皇威廉二世曾向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建议，奥匈帝国可占领贝尔格莱德以获得塞尔维亚王国的暂时保证。德皇威廉二世还说：“在此基础上，我准备与奥匈帝国一道进行和平调停。”[52]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给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发去一封电报，内容如下：“你应该立即向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强调这一指示。拟议调解的基础是奥匈帝国通过占领贝尔格莱德获取塞尔维亚王国的领土承诺，即贝尔格莱德停火提议。”然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给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做出指示的同时，补充道：“你一定要谨慎，避免让人误解我们希望阻止奥匈帝国行动。”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拒绝接受一切明确指示。1914年7月30日3时，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指示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敦促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与俄罗斯帝国举行会谈，强调“此事刻不容缓，要态度明确，措辞严谨”[53]。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最终注意到了此提议（尽管他不十分关注）。1914年7月30日，他授权驻奥匈帝国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斯扎帕利开始与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进行会谈[54]。根据目前公布的文件显示，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当时并不打算接受贝尔格莱德停火提议[55]。不过，会谈进行期间，奥匈帝国与俄罗斯之间也不可能发生战争。然而，1914年7月31日，德意志第二帝国停止了暂时的调停努力，决定开战。
由于德意志第二帝国拒绝参加大使会议，欧洲战争迫在眉睫。1914年7月29日，美国向爱德华·格雷爵士提议，根据《海牙公约》第三条，调停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俄罗斯帝国的争端。爱德华·格雷爵士回复说，“非常高兴看到美国有机会参与此次调停”。然而，事实上，美国根本没有参与调停的机会。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王国宣战，促使俄罗斯帝国进行战争动员。早在1914年7月2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已经颁布了“预备动员”令，主要涉及召集军队的某些措施。1914年7月26日夜晚，俄罗斯帝国战争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里诺夫将军向德意志第二帝国武官以自己的名誉担保，“没有征用一匹马，没有征召一名预备役军人”[56]。他的这番话可谓准确无误。
弗拉基米尔·苏霍姆里诺夫将军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王国宣战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后，俄罗斯帝国决定于第二天，即1914年7月29日，开始部分动员。此次局部动员涉及十三个军，它们将对奥匈帝国军队开战。此次涉及的战争动员范围包括莫斯科、敖德萨、基辅与喀山。然而，就在1914年7月29日18时左右，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拜访了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并传达了来自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一个消息，大致意思是：“俄罗斯帝国继续深入动员将迫使德意志第二帝国进行动员。如此一来，必然引发欧洲战争。”[57]这一消息似乎对俄罗斯帝国起到了威慑作用。当晚18时至20时之间，沙皇尼古拉二世曾被说服，准备授权立刻开始全面动员[58]。然而，就在命令即将发出的那一刻，他改变了主意，突然取消了授权。“事实确凿无疑。尽管众说纷纭，却无人怀疑其真实性。”[59]1914年7月30日早上，沙皇尼古拉二世仅仅颁布了部分动员令[60]。部分动员令发出前，即1914年7月29日20时20分，沙皇尼古拉二世曾经发电报给德皇威廉二世。他在电报中说：“应当把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争端提交海牙仲裁法庭。”收到电报后，威德皇廉二世在空白处批注道：“一派胡言。”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代表德皇威廉二世给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回复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不会考虑提交海牙仲裁法庭。”[61]
1914年7月3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最终屈服于来自军方的压力，授权1914年7月31日开始全面动员。直到1914年7月31日凌晨，俄罗斯帝国才公开全面动员的消息。
1914年7月30日，德意志第二帝国仍未决定开战。1914年7月30日19时，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给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发电报说：“如果奥匈帝国拒绝做出让步……就不可能让俄罗斯帝国承担点燃欧洲战火的罪责。”因此，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指示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敦促奥匈帝国接受英国提议，停止占领贝尔格莱德的军事行动，以此作为临时保证。因此，1914年7月30日，在给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的电报（第二〇〇号电报）中，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打算与英国合作，通过说服奥匈帝国停止进攻贝尔格莱德，避免一场全面战争。到目前为止，1914年7月27日至7月30日期间，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偏离了坚持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争端本地化的政策方向。不过，这场闻名于世的“政策逆转”很快就结束了。在第二〇〇号电报发出当晚，即1917年7月30日11时20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给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还发了另外一份电报，内容如下：“紧急！请暂时不要执行第二〇〇号电报指令。”[62]显然，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被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参谋部说服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参谋部认为，如果迟一步采取战争措施，德意志第二帝国将承担失败的风险。于是，一直主张和平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霍尔维格·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放弃了努力[63]。
一场全面战争已经在所难免。1914年7月30日，奥匈帝国似乎放弃了强硬态度，决定与俄罗斯帝国在圣彼得堡与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双方有争议的问题。然而，奥匈帝国并未认真对待1914年7月31日举行的会谈。1914年7月31日当天，奥匈帝国内阁会议决定，不接受贝尔格莱德停火提议[64]。而这恰好是俄罗斯帝国无法接受的结果。
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下定决心，或者说它一直在努力说服自己：现在除了战争别无选择。1914年7月30日，就在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向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参谋部做出让步的当天，总参谋长赫尔穆特·约翰内斯·冯·毛奇给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发了一份电报，称：“抵制俄罗斯帝国动员。必须拯救奥匈帝国。立即动员抵制俄罗斯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将动员起来。”[65]
1914年7月31日7时45分，俄罗斯帝国宣布总动员的消息传到了维也纳。正是这一消息扭转了奥匈帝国内阁的态度，奥匈帝国内阁转而支持奥匈帝国进行总动员，以抵制俄罗斯帝国。随后，奥匈帝国颁布了动员令。然而，两国都宣布谈判可以继续进行。战争动员仅仅是防御手段[66]。1914年8月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给德皇威廉二世发去一份重要电报，说：“我承认，你是被迫进行动员的。不过，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做出保证，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战争，我们将继续进行协商。”
然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相反，正如奥匈帝国所作所为，德意志第二帝国不是仅仅以动员回应动员，而是以战争进行回应。这是它们要为燃起全面战争的大火而负责的最关键一步。直到战争已经爆发，双方并未继续进行协商，或许这样的事情永远也不会发生。
1914年7月31日11时40分，俄罗斯帝国宣布总动员的消息传到柏林。在收到俄罗斯帝国总动员的消息前，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准备向俄罗斯帝国发出最后通牒。当天早上，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通过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告知奥匈帝国这一决定[67]。因此，俄罗斯帝国总动员的消息并非德意志第二帝国决定向俄罗斯帝国发出最后通牒的起因。不过，德意志第二帝国发出最后通牒，的确是在收到俄罗斯帝国总动员消息之后。
支持德意志第二帝国做法的人认为，“动员导致战争”是整个欧洲普遍接受的原则。然而，事实绝非如此。欧洲曾经发生过几次战争动员，却并未爆发战争。尤其是1908年至1909年，塞尔维亚王国与奥匈帝国曾经为战争充分动员起来。如今，人们已经了解到，1894年《法俄同盟协定》中有一项规定—动员即意味着开战。但该规定已于1912年被废除。1914年7月29日，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向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保证，俄罗斯帝国军队将在几周内进行动员，但绝对不会越过边境。1914年8月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出动情的呼吁时，曾向德皇威廉二世说过同样的话。他保证，只要奥匈帝国就塞尔维尔亚王国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俄罗斯帝国军队不会采取任何挑衅行动[68]。1914年7月30日，俄罗斯帝国高级军官向德意志第二帝国军事代表保证：“对俄罗斯帝国来说，从动员到战争开始，留有足够充分的时间用于进行友好协商。”[69]
奥匈帝国也从未认为，动员必然意味着战争。奥匈帝国承认，与俄罗斯帝国政策相同。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曾对借调至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参谋部的一名奥匈帝国军官说：“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动员与遣散方面，与俄罗斯帝国惯例恰好相反。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来说，军事动员必将导致战争。”[70]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一直急于进行军事动员。在给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的回复中，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说，即使俄罗斯帝国被迫动员却并未因此而卷入战争，奥匈帝国也依然可以有条不紊地为了战争而进行动员。他说：“如果俄罗斯帝国不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也不需要与俄罗斯帝国兵戎相见。”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奥匈帝国内阁大臣的一致认同[71]。
其实，德意志第二帝国本身也并不认为动员必然导致战争。1914年7月26日，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给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向俄罗斯帝国转达“动员即意味着战争”[72]。1914年8月1日，德皇威廉二世在给英国的电报中称，他无法阻止德意志第二帝国（针对法国与俄罗斯帝国）动员，但如果英国能保证法国中立，“我自然会放弃针对法国的进攻，并将军队调遣至别处……我将通过电报与电话阻止德意志第二帝国军队越过法国边境”[73]。事实上，在卢森堡边境，德意志第二帝国军队整整六个小时按兵未动，一直在等待德皇威廉二世的提议能得到回应。一切表明，动员并非一定导致战争。
有人曾指出，当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参谋部与政府有“战争的意愿”并且打算发动战争时，才会把“动员等于战争”奉为金科玉律。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何德意志第二帝国在1914年7月30日得出结论—对俄发动战争是必要的，因为德意志人对俄罗斯帝国采取“动员等于战争”的原则[74]。然而，德意志第二帝国认为，法国有可能保持中立，这也是它想要的结果。对法国来说，动员不等于战争[75]。
德意志第二帝国向俄罗斯帝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俄罗斯帝国停止动员并在十二小时内发表明确声明。1914年7月31日至1914年8月1日午夜时分，由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向俄罗斯帝国发出了这份最后通牒。德意志第二帝国向还未颁布动员命令的法国也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法国在十八小时内回复是否将保持中立。德意志第二帝国一直等到给俄罗斯帝国与法国的最后通牒到期，才下令进行动员。此时，谈判依然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不过，按照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计划，军事动员与发动战争将同步进行。1914年8月1日18时45分，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向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递交了宣战书。
1914年7月29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曾提议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争端提交海牙仲裁法庭。为何德意志第二帝国拒绝了俄罗斯帝国的提议？为何德意志第二帝国非但没有接受俄罗斯帝国的提议，反倒向俄罗斯帝国发出了难以接受的最后通牒[76]，并随后向俄罗斯帝国宣战？
虽然德意志第二帝国与俄罗斯帝国都是《海牙公约》仲裁协议的缔约方，但这些仲裁协议仅仅具有“兼容性”，并不具有强制性。德意志第二帝国坚持认为，提交海牙仲裁法庭与否本来就纯属自愿，所以它完全可以拒绝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争端提交海牙仲裁法庭。德意志第二帝国反对进行斡旋、调解或仲裁，因为这等于“给了敌人进行动员的时间”[77]。在1899年起草《海牙公约》时，德意志第二帝国便持此观点，此后未曾改变。也就是说，德意志第二帝国一方面不愿失去进行快速动员的优势，另一方面也不愿放弃和平的最后一线机会。不过，德意志第二帝国更加倾向于发动突袭。这也是德意志第二帝国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负有责任的根本原因。
对于1914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发动战争之举，一位支持者曾轻描淡写地说：“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战争的计划已经存在多年，其核心内容是通过中立国比利时王国发动进攻。”[78]德意志第二帝国如此藐视国际法与国际道德，却表现得如此淡定，断然拒绝向邻国及欧洲承认错误。仅此一条，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应该遭到谴责。然而，在一篇建议进行防御战的官方文章空白处，德皇威廉一世曾亲笔批注道：“为了成功发动一场战争，进攻者必须赢得正义的支持与同情。”[79]
1914年7月，欧洲协调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事实证明，面对1914年7月的危机，欧洲协调完全束手无策，并因此受到了各方指责。然而，从上一次欧洲大战结束，1814年至1815年《维也纳条约》签订后，一百年来，欧洲协调曾经真实地存在着，并在多次危机中维护了和平。然而，欧洲协调存在致命的软肋，再加上德意志第二帝国拒绝参加会议，最终使它在1914年完全陷入瘫痪。欧洲协调的软肋即没有常设组织机构，没有常设理事会与常设委员会。因此，一般情况下，欧洲协调处于休眠状态。每当新危机出现时，必须由某个大国或某些大国提议召开会议。一旦危机来临，某个大国可能会发起欧洲协调会议，但有可能一切为时已晚；一方面，发出会议倡议的大国可能会遭受质疑，被认为别有用心；另一方面，相关各方有可能拒绝参会。总而言之，各国外交部与政府就会议时间、地点与议程达成一致意见之前，必须通过频繁的电报与照会进行沟通，这使召集会议的进程既艰难又缓慢。欧洲协调需要一个永久性的组织机构，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只有如此，欧洲协调才能注意到欧洲危机发生的早期迹象，及时为欧洲联合行动提供服务。
直到1914年，一场大使会议有时会历时两年甚至更久。不过，这样的会议机构不可能永久存在。因为大使会议必须在大国首都召开，并且必须由一位大国外交部首脑主持会议。如此一来，大使会议也就不可能指望得到其他大国的长久信任。后来出现的国际联盟建立了常设秘书处及由所有成员国代表组成的常设理事会，并且有签字盖章的条约作为其庄严的基础，可谓补充了一百多年来国际协调的不足之处。除了常设组织机构，国际协调组织还需要成员国的正义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代人中，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怀疑论曾是欧洲协调存在的严重缺憾。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曾经将“欧洲”称之为“虚幻之境”。在奥托·冯·俾斯麦外交传统的影响下，德意志人不相信存在所谓的“欧洲”。正因为如此，德意志第二帝国霍亨索伦王朝的最大罪状将呈现在历史的法庭之上：在国际事务中，德意志第二帝国只相信炮舰，不相信其他。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证明了德意志第二帝国信念的最终破灭，而且催生了永久性的协调组织。在这个国际组织中，欧洲国家无论大小，都承诺通过谈判及司法裁决的方式解决问题，绝不诉诸武力。
【注释】
[1]皮埃尔·勒努万所著《战争的直接原因》（1928年版）第335页至第336页。—原注
[2]J.S.埃沃特所著《战争的根源与原因》（1925年版）第1章第55页、第56页与第57页。—原注(www.xing528.com)
[3]J.S.埃沃特所著《战争的根源与原因》（1925年版）第1章第273页与至274页。—原注
[4]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所著《我的伦敦使命》第175页。—原注
[5]雷蒙·庞加莱所著《回忆录：1913—1914》（1928年译本）第11页，皮埃尔·保罗·康邦1914年1月4日的报告：“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斗争……根植于传统的偏见，不是对自身利益的清晰思考。自尊高于理性。”—原注
[6]雷蒙·庞加莱所著《回忆录：1913—1914》（1928年译本）第39页。法国政府设法获得了这份报告的副本，其摘录由雷蒙·庞加莱提供。—原注
[7]《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11卷第1章，1914年6月19日英国驻维也纳大使莫里斯德·本森致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原注
[8]参见1928年11月《战争》中的文章《蒙羞的玫瑰》，雷蒙·庞加莱建议讨论向塞尔维亚王国施加军事压力。雷蒙·庞加莱所著《回忆录：1913—1914》（1928年译本）第146页至第147页。—原注
[9]斯塔诺耶·斯塔诺杰维奇所著《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始末》（1923年版）；斯通-沃森所著《萨拉热窝》第99页。—原注
[10]《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11卷第1章，1914年6月19日英国驻维也纳大使莫里斯德·本森致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原注
[11]赫尔曼·卢茨所著《爱德华·格雷爵士与世界大战》（1927年译本）第54页与第64页注释；《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4卷第8219号文件。—原注
[12]皮埃尔·勒努万所著《战争的直接原因》（1928年版）第18页与第28页。关于“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事实与来源材料的讨论，参见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起源》（1928年版）第1卷第2章第57页至第166页。不过，在1928年12月《战争责任问题》第1153页至第1154页中，关于约万·约万诺维奇提出“警告”的说法遭到奥匈帝国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公使利昂·冯·比林斯基手下一位官员质疑。—原注
[13]斯蒂芬·蒂萨伯爵所著《书信集》（1929年德语译本）第1章第37页。—原注
[14]《奥匈帝国红皮书》第1章第8页；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起源》（1928年版）第2卷第231页至第232页。—原注
[15]米洛希·博希舍维奇所著《1913年至1914年塞尔维亚王国的对外政策》第431页。—原注
[16]在米洛希·博希舍维奇所著《1913年至1914年塞尔维亚的对外政策》第1章第438页，有一份文件指出，塞尔维亚王国向驻维也纳大使米洛希·博希舍维奇提供资金用于泛塞尔维亚主义宣传。这份文件没有日期，但根据登记处的编号来判断，应该在1913年年底或1914年年初。—原注
[17]1928年12月《战争责任问题》第1118页，塞尔维亚备王国忘录。“弗里德容审判”是克罗地亚议会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的某些成员对历史学家弗里德容提出的诽谤诉讼。弗里德容在1909年3月25日的《新自由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控这些人受雇于塞尔维亚。在审判过程中，弗里德容受控依据的文件被证明是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馆官员伪造的。—原注
[18]赫尔曼·卢茨所著《爱德华·格雷爵士与世界大战》（1927年译本）第222页。皮埃尔·勒努万所著《战争的直接原因》（1928年版）第41页至第42页。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的起源》（1928年版）第2卷第203页。—原注
[19]《奥匈帝国红皮书》（英译版）第1部分第1号文件，标注日期为1914年7月2日，内容是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亲笔签名信及备忘录，于1914年7月5日递交给德皇威廉二世。《奥匈帝国红皮书》（英译版）第1章第6号文件，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拉迪斯劳斯·斯左格京尼关于德皇威廉二世声明的报告。—原注
[20]《考茨基公文集》第15号文件。—原注
[21]《德意志第二帝国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官方文件》（1923年译本）第1章第27页，文中这段话是戈特利布·冯·雅格在1919年成立的帝国调查委员会上提供的证词。“我们需要依赖的盟友不应该虚弱不堪，更不应该因此而瓦解。”这句话引自《1914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白皮书》。—原注
[22]《德意志第二帝国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官方文件》（1923年译本）第1章第64页。—原注
[23]《考茨基公文集》第401号文件，1914年7月30日。—原注
[24]《历史杂志》第193卷第2册章（1928年版）第443页，《德意志第二帝国与奥匈帝国之间条约的订明情况》。—原注
[25]《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33卷第303页。—原注
[26]1929年1月《战争》第8页至第9页；1928年2月，《德奥密约》。—原注
[27]赫尔曼·卢茨所著《爱德华·格雷爵士与世界大战》（1927年版）第228页。—原注
[28]《奥匈帝国红皮书》第1部分第45页与第60页。《考茨基公文集》第134号文件；雷蒙·庞加莱所著《为法国服务》第4部第253页，1914年7月21日，雷蒙·庞加莱正在拜访沙皇尼古拉二世。—原注
[29]《奥匈帝国红皮书》第1部分第25页；《考茨基公文集》第120号文件。—原注
[30]米洛希·博希舍维奇所著《塞尔维亚王国的对外政策》第435页。这份加急电报的日期为1914年7月18日至7月31日。—原注
[31]皮埃尔·勒努万所著《战争的直接原因》（1928年版）第87页。—原注
[32]《考茨基公文集》第100号文件。皮埃尔·勒努万所著《战争的直接原因》（1928年版），第74页。—原注
[33]《考茨基公文集》补编4第2号文件。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的起源》（1928年版）第2卷第261页至第262页。—原注
[34]《考茨基公文集》第164号文件与第171号文件。—原注
[35]《英国关于战争起源的政府公文集》第11卷第78页。—原注
[36]皮埃尔·勒努万所著《战争的直接原因》（1928年版）第103页。—原注
[37]《考茨基公文集》第157号文件。—原注
[38]《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11卷第93页第169号文件，乔治·布坎南电报第2段。—原注
[39]《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11卷第100页。—原注
[40]《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11卷第107页（第154号文件）与第127页（第183号文件）。法国显然犹豫了，但最终于1914年7月27日接受（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的起源》（1928年版）第2卷第390页）。—原注
[41]《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11卷第103页。—原注
[42]《英国政府公文汇编》第11卷第128页。—原注
[43]《奥匈帝国红皮书》第2部分第126页，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拉迪斯劳斯·斯左格京尼发给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的电报。—原注
[44]《奥匈帝国红皮书》第2部分第73页，1914年7月26日奥匈帝国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斯扎帕利与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的谈话。—原注
[45]《奥匈帝国红皮书》第2部分第138页，1914年7月27日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的即时报告。—原注
[46]《考茨基公文集》第213号文件。—原注
[47]《考茨基公文集》第277号文件。—原注
[48]《考茨基公文集》第313号文件，1914年7月28日。—原注
[49]《考茨基公文集》第257号文件，1914年7月27日。—原注
[50]《奥匈帝国红皮书》第2部分第81页与第90页，1914年7月28日；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的起源》（1928年版）第2卷第419页。—原注
[51]《考茨基公文集》第400号文件。—原注
[52]《考茨基公文集》第293号文件，1914年7月28日德皇威廉二世给戈特利布·冯·雅格的信。—原注
[53]《考茨基公文集》第396号文件。—原注
[54]《考茨基公文集》第433号文件，1914年7月30日2时30分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给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信。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的起源》（1928年版）第2卷第505页至第506页。—原注
[55]文件引自西德尼·布拉德肖·费伊所著《世界大战的起源》（1928年版）第2卷第520页至第521页。—原注
[56]塞奇·多布罗罗斯基所著《1914年俄罗斯帝国军事动员》（1922年版）第43页与第46页，内容提供者为B.格林。—原注
[57]《考茨基公文集》第342号文件。—原注
[58]塞奇·多布罗罗斯基所著《1914年俄罗斯帝国军事动员》（1922年版）第24页至第25页，内容提供者为B.格林。—原注
[59]皮埃尔·勒努万所著《战争的直接原因》（1928年版）第153页。—原注
[60]1917年，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利诺夫在接受审判过程中说，陆军将领违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命令，发布了总动员命令。不过，他的说法似乎并不符合实际。皮埃尔·勒努万所著《战争的直接原因》（1928年版）第153 页第46条注释。—原注
[61]《考茨基公文集》第391号文件。—原注
[62]《考茨基公文集》第450号文件。—原注
[63]皮埃尔·勒努万所著《战争的直接原因》（1928年版）第191页。—原注
[64]皮埃尔·勒努万所著《战争的直接原因》（1928年版）第192页。—原注
[65]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所著《工作之余》第4章第152页。关于小毛奇与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共同干预“外交”，见1929年1月《战争》第4页所载文章《军事外交》。—原注
[66]皮埃尔·勒努万所著《战争的直接原因》（1928年版）第219页引文。—原注
[67]1929年3月《战争》第41页所载文章《德意志第二帝国对俄罗斯帝国的最后通牒》。—原注
[68]《考茨基公文集》第487号文件。—原注
[69]《考茨基公文集》第445号文件。—原注
[70]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所著《工作之余》第4章第152页，1914年7月30日。—原注
[71]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所著《工作之余》第4章第151页，1914年7月30日。—原注
[72]《考茨基公文集》第219号文件。—原注
[73]《考茨基公文集》第575号文件。—原注
[74]1929年4月《战争》第53页所载文章《动员与战争意愿》。—原注
[75]关于“动员等于战争”的全部问题，《战争》1929年1月、2月与3月所载三篇文章。—原注
[76]1909年3月，德意志第二帝国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在并非十分紧迫的情形下，向俄罗斯帝国发出了最后通牒。俄罗斯帝国接受了最后通牒。因为据德意志第二帝国所知，俄罗斯帝国当时并没有条件发动战争。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样清楚地知道，俄罗斯帝国在1914年有条件接受挑战，或者说，俄罗斯帝国自视自己有条件接受挑战。毫无疑问，德意志第二帝国明白，俄罗斯帝国不愿意也不应该接受1914年7月31日的最后通牒。参见1929年1月《战争》第12页。—原注
[77]《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5卷第238页至第240页，1899年5月31日出席第一次海牙国际会议代表团成员佐恩教授的第三次会议工作报告。—原注
[78]弗里德里希·施蒂弗所著《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欧洲》第166页。—原注
[79]《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1卷第282页，1875年3月16日的旁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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