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是当代世界普遍承认的一条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追踪溯源，关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几年中逐步形成而首先提出来的。可以说，这是列宁对于人类世界的一条重要贡献。
和平共处思想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苏联学者认为，早在1915—1917年，列宁在提出“一国胜利论”以及发表《和平法令》时，就提出并探讨了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中国有些学者对此予以反驳，认为当时列宁并没有提出和平共处思想。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在1919—1920年间，即帝国主义对苏俄武装干涉失败、而世界革命高潮被镇压以后、两种社会制度国家谁也消灭不了谁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我们认为，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有一个酝酿和逐步形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国际形势和苏俄对外关系剧烈、反复演变的过程。正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要求，列宁的战略思想也发生变化，从而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
1915—1916年间，列宁在提出“一国胜利论”的同时，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同时并存的问题。同时并存不等于和平共处，但没有同时并存，也就无从提出和平共处。所以，同时并存仍然是对国际关系的现实而有意义的认识，它为和平共处思想的提出提供了逻辑上的前提。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俄国的命运与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如何应付这种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就成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摆在苏维埃俄国面前。
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本质上应该是热爱和平的。十月革命赖以动员人民的口号之一，就是“和平”。由于俄国是协约国集团的一个成员，十月革命发生时，俄国仍与德奥集团处于交战状态。所以，新的革命政府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确定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也就是如何把自己提出的“和平”要求转变为现实的外交政策的问题。
1917年11月8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这是苏维埃俄国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法令。《和平法令》谴责当时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是反人类的罪行，建议所有参战国政府和人民立即缔结民主的和约——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以结束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和平法令》申明苏维埃俄国反对兼并，主张民族自决，并给兼并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和平法令》还表示，苏维埃俄国坚决主张立即开始和平谈判，并无条件地排除秘密外交的方式。
《和平法令》清楚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爱好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兼并和战争政策的原则立场。在这里，并没有提出和平共处的问题，但客观上已经包含列宁和平外交政策的许多基本思想，即尊重一切国家主权、平等、民族自决、争取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等等。(www.xing528.com)
苏维埃俄国在外交实践中贯彻了这一和平外交思想。1917年11月15日，发表《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12月3日，发表《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12月31日，承认芬兰独立。1918年3月3日，与德国等签署布列斯特和约。8月29日，宣布废除沙俄与别国签订的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承认波兰独立。这些早期的对外活动，表明苏维埃俄国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中实现了一次革命。
但是，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到底能不能实现和平，要取决于很多现实条件。当时主观的因素是：苏维埃政权剥夺了许多外国在俄国的资产，把大量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取消了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举借的外债，直接触动了西方列强的重大利益。同时，围绕着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国际国内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并相互交织。客观的环境是：苏维埃俄国既面临着德国的直接进攻，又受到协约国要求俄国继续对德作战的压力。而且协约国在与俄国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很快就发动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
因此，当时俄国面临的，首先不是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敌人的进攻中生存下去的问题。
在当时情况下，列宁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俄国的生存与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形成，把世界一切国家牢牢地结成了一个体系，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在苏维埃俄国处于孤立地位而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比邻共处的环境下，前途必定是二者之一：“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15]因此，“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16]。“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17]
由此可见，在苏维埃俄国的早期，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革命战略是同时并存的。和平外交表达了新生无产阶级政权进步的本质和愿望，而推进世界革命并赖以保存自己，则是列宁和苏维埃国家的总的战略思想。两者有其一致之处，但客观上也存在矛盾。限于当时主客观条件，和平外交政策是服从于世界革命战略的。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曾回顾说：1917年底和1918年初，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点是革命攻势。对世界革命的迫切期望，决定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方向。1918年7月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俄第一部宪法则确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即各民族工人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团结，是国际政策的决定性原则。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新党纲，提出党的对外政策任务，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18]当时苏俄的各项外交政策，都贯穿了这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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