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科学史：影响公共政策

英国的科学史研究者从“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之初，就是科学传播领域中的重要参与主体，其影响力颇为明显。在2000年的政策转型中，科学史研究者的建议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和采纳。

2000年，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在名为《科学与社会》的报告中特别吸收了STS的研究成果，将STS领域的学者杜兰特和布赖恩·温两人聘为《科学与社会》委员会的特别顾问。以1985年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为契机进行的各种调查和STS领域的研究成果，修正了早期的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前提假设——“缺失模型”。明确了“科学知识的增加必然导致对科学态度的积极化”这一假设不能简单成立。杜兰特等人以社会调查问卷为基础，指出“科学知识越多的人，越表现出支持一般的科学研究，反对涉及伦理问题的科学研究的倾向”（杜兰特等，1995）。另外，以欧盟各国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英国、丹麦等公众科学素养高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公众对科学的关心程度反而较低。此外，研究者认识到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提出的“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不足”这一结论本身，也应该重新探讨。STS领域的学者批判了“将‘无知的公众’看作科学启蒙对象（即‘缺失模型’）”的假设。欧文和布赖恩·温等人提出一种新的主张，认为公众并不是无知，而是在公众特有的与境中拥有独特的知识体系。这种依存于与境的知识就是“地方性知识”。他们由此主张科学家必须要与公众对话（Irwin A等，1996）。

以杜兰特和布赖恩·温为代表的STS领域的学者，其学科背景各有不同，其中包括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学哲学、科学计量等，但是因为科学史在STS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所以这些学者实际上都无法脱离科学史的研究背景。(www.xing528.com)

欧洲其他国家的科学传播活动也都有科学史学者的直接参与。2000—2003年，在欧盟“第五框架计划”的资助下，欧洲6个国家（英国、法国、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瑞典）开展了“优化公众理解科学”项目，旨在反思现有公众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促进各国公众参与科技事务。而这一项目正是在各国STS界内发展起来的（迈诺尔夫·迪尔克斯等，2006）。同英国的情况相似，这些STS领域内的学者，无论各自的专业出身背景有所不同，但是都受到科学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