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创新中游调节理论

在申请STIR项目之前的个人实验室参与的研究过程中，费舍尔与该实验室主管马哈蒋及合作导师米切姆共同发展出一套“中游调节”理论。这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随后STIR项目最主要的理论基础。所谓中游调节，是基于描述科技创新及治理的“河流隐喻（stream metaphor）”。河流隐喻是对著名的“线性模式（linear model）”的改良版本，将政策导向和经费投入视为一条河流的上游，研究与开发的过程是中游，而最终的产品、用户、市场选择和监管处于河流的下游；考虑到线性模式只注重从前到后的影响，而忽视了诸如正在进行的科研对政策经费使用，以及应用研究对基础研究的反向影响，河流隐喻中加入了逆流、回流对河岸的侵蚀，以及河床深度的变化等因素，来描述这些复杂的因素之间的互动，从而是一个相对于线性模式更为稳健的描述模型。尽管河流隐喻也无法精确描绘复杂的科技创新实践，但能够大致勾勒出从政策投入到研发活动再到终端应用这三个自上而下的阶段，而这些阶段相互之间是有交叠和相互作用的（图5.1）。（Fisher et al.，2006）

图5.1　中游调节(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笔者据（Fisher et al.，2006）的图翻译

当人们认识到需要对科技研发和创新的方向进行能动的引导、干预与调节的时候，往往是在上游调整科技发展规划及经费投入的导向，或者就是在下游对研发成果进行监管和筛选。虽然科技治理理念号召公众参与，但大多数的参与形式也都是在上游或者下游。对于科技研发实践来说，这些调整和干预大体来说都是“外在”的。相比之下，处于中游的研发过程包含着的很多决策机会则往往被忽视。尽管上游的政策和经费导向为研究确定了大体的框架和方向，但是中游的研发实践中还是存在着相当一部分的决策灵活性，这些灵活性体现在科研日常实践中的个人选择、团队决策或者集体行动和安排等方面。因此，这就为在科技创新的中游对技术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进行调节提供了可能性。根据著名的“科林里奇困境”（Collingridge Dilemma）（Collingridge，1980），位于上游的研发议程设定往往太早，而处于下游的监管、市场选择与产品使用又过晚，都无法对科技的发展方向进行有效的管控。相比之下，中游调节所聚焦的机会，有可能通过与上游相比更为具体、与下游相比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影响科技发展的路径（Fisher et al.，2006）。

除了发现能够针对科林里奇困境被忽视的中间阶段之外，由于中游的主要活动是研发的具体实践，在这里主要决策者是处于研究“内部”的科研人员。因此，中游调节理念乃是以科研人员为决策主体展开微观层面的科技治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