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内蒙古自治区传承人申报和登记制度一直都有，但由于非遗具有变化性，导致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非遗的传承主体、非遗的表现形式都有所改变，非遗的主体在我国或者其他国家都可能存在，权利人主体的认定一直都是理论与实践的难题，尚未有一个清晰的解决思路。传统的观念只认为非遗属于个体或群体，而“国家”这一概念的嵌入增加了非遗理论的延展性。
尽管内蒙古自治区传承人申报和登记制度一直都有，但由于非遗具有变化性，导致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非遗的传承主体、非遗的表现形式都有所改变，非遗的主体在我国或者其他国家都可能存在，权利人主体的认定一直都是理论与实践的难题，尚未有一个清晰的解决思路。齐爱民将非遗的权利主体定位在国家、社区和个人三个类别，[27]对此可将其理解为“三元论”，即个人、群体、国家。传统的观念只认为非遗属于个体或群体，而“国家”这一概念的嵌入增加了非遗理论的延展性。在个人层面上，尽管大量非遗都不能确定权利主体，但有些非遗确实是属于个人或家族的。如乐氏的“同仁堂”，根据史料和事实都可以推断出这项非遗是属于个人或家族的。可以举证的非遗应当被认定为个人或家族所有，在法律上也应当承认其主体地位。群体层面，大量非遗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一个区域内的群体在平时的生活生产中总结出的经验或技术创造、便于群体内部认知的符号，应该被群体所有，如18国联合申报的“猎鹰训练术，一宗活形态人类遗产”。“猎鹰训练术”也是我国的国家级非遗，[28]对于群体所有的非遗，最好的保护模式就是构建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保护模式。国家层面，并非所有非遗都能确定出处及来源，有些非遗因各种原因，不能确定权属，为了维护非遗的内涵，法律应将权利主体认定为国家，这一点可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160条的规定。[29]中国的四大名著虽然可以断定来源，但已经成为无主之物，国家基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延续，应当成为这类非遗的权利主体。(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