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及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群体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帕森斯、默顿、戴维斯等社会学家。该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社会结构，认为社会是一个结构或者组织，社会先于人而存在，社会结构是客观的，虽然人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但人只是社会结构的派生物，人的行为是社会结构的产物。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的关注点通常在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上，往往以结构和组织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社会，将人类的社会行为仅仅视为这种结构和组织的体现。帕森斯认为，人类社会这个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系统类似于一个生命机体，一方面它存在于环境之中并与环境相互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系统各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社会系统的生存需维持一种具有整体功能的内部组织模式^[11]。

就集体行动来讲，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结构才是集体行动的本源，结构决定了意识形态从而也决定了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最后还是为社会系统的平衡服务。若从结构主义视角分析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目前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可以归结为“结构紧张”所产生的张力^[12]。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经济利益受损、基层政府对待群众利益问题的立场偏差，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纠纷等社会结构失衡有关。它是由于封闭的制度结构导致大量利益分化，是由于我国现行体制导致民众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以及政府职能错位且官僚主义严重、基层政府组织涣散^[13]等原因导致的。因此，人们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表达社会结构张力。刚性的社会结构则会刺激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去解决个人困境，群体性事件是在目前刚性的“维稳”结构中采取打乱社会秩序，引起公众注意并向政府施加压力的一种行动策略^[14]。(www.xing528.com)

正如相对剥夺并不足以导致集体行动一样，宏观社会结构紧张只是给集体行动提供了存在和生长的土壤，并不是集体行动的直接原因。除了心理学视角所提到的心理原因外，微观社会结构也给集体行动的发生提供了促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