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城乡互动：挑战与应答

高等教育影响农村社会流动，不但会产生身份改变、地位变化、生活空间重构和价值观念变迁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对城乡关系、农村社会流动形式等诸多方面也会产生复杂影响。

1.“大学生”是城乡生活方式交接和融合的一种力量

首先，“大学生”由于职业和教育方面的原因，原来乡土社会中形成的伙伴关系受到业缘和血缘关系的侵蚀而弱化甚至消解，从而十分容易被血缘和业缘关系所取代（至少部分地被取代），这可以从交往对象、交往方式、交往语言和交往频次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上呈现出来。由于能够比较顺利地纳入国家的既定制度化框架中，他们一般不会被简单视为“城里人眼中的乡下人”和“乡下人眼里的城里人”（这一点与农民自发进城而实质性被边缘化有重要区别）。概而言之，他们容易被城市和乡村同时认同而成为沟通城乡的桥梁。这些出身农村的大学生，一方面仍然是农村永远的骄傲，是他们的弟弟妹妹们（这种弟弟妹妹关系更多的是超血缘意义的、包含地理意义的乡邻关系上的弟弟妹妹）学习的榜样和父老乡亲们教育未成年孩子的真实可用的活教材，又是乡邻们进城的依托之一；另一方面，他们因为受过高等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可以较好地融入城市和城市文化中。正由于这些来自乡下的大学生在心理和文化上具有两栖性，他们更容易发挥城乡生活方式碰撞、交流乃至融合的纽带作用。

2.“大学生”是生活方式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冲突的纽结

出身农村的“大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后，由于与原来的生活圈子形成交往上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同时新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又要求他们学习和适应新环境和新文化，这必然冲击原来在乡土社会结成的亲密关系，并且他们在乡土社会中的榜样示范作用也由于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呈逐步减弱趋势。与此同时，社会上存在其他力量引发的社会流动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也会直接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认同模式，并使乡土社会中人们可以选择的参照群体呈现多元性和复杂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出身乡土的大学生与原来的生活方式更容易断裂，而在乡土社会中积累的一些行为和习惯在城市生活中没有优势，甚至反而成为累赘。由于这些大学生缺乏城市的“根”，不但无法拥有土生土长的城市人唾手可得的许多资本，并且需要对城市人司空见惯的东西当作全新的东西来学习。在急速的城乡社会变动中，他们难免常常处在城乡两种不同文化的夹缝中。事实上，随着社会流动加剧，其他社会流动途径（如经商）对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作用存在快速性和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性）并存格局，而社会舆论所宣传和倡导的人格范本（如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现过军人、工人、干部，改革开放后出现过知识分子、大款和官员、名流的交替）也在快速变化，人们在社会行动中可以参照的群体样本也随之发生急剧变化。在制度性建设还远未能够进入良性水平时，一旦人们看到了教育提升个人地位的有效性与其中裹挟的艰苦性和竞争性，再加上读书无用思潮经常以不同面目出现而影响人们的观念与行动，这些因素的叠加容易造成知识分子命运的起伏，造成知识分子内心的多重冲突和生活中的多重冲突，也容易使知识分子不再被不假思索地当作年轻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3.教育的伴随性社会流动作用使亲缘、血缘、地缘和业缘联系复杂化(www.xing528.com)

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看，社会地位的获得与拥有将越来越呈现业缘色彩。但出身于农村社会的大学生，其教育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家庭合力的产物。他们成功后，大都有报答亲友的自我期望，这必然会强化乡土社会本来就明显存在的人情关系。而在既存城乡隔离制度中，由于这些人的非农化，对其子女而言，他们的制度性地位几乎近乎天然地得到提升；对其父母而言，在知识技能回报周期缩短的背景下，成功的大学生往往可以通过经济反哺和教育反哺，加上生活上新的相互依赖（如希望父母到城市照顾自己的孩子，父母希望在城市以得到情感上更多的抚慰），居住在农村的父母也就顺理成章地流动到城市；此外，与他们存在亲缘、血缘、地缘关系的人们往往也以此为据点，实现社会流动。因为这些社会流动都与这些大学生的社会流动有着紧密联系。与此同时，随着这种伴随性社会流动的增加，这些人容易形成关系更为密切的亚群体，他们与原有熟人社会的联系容易弱化甚至中断，从而使原有地缘关系弱化或窄化。

伴随性社会流动产生一些亚群体，这些亚群体也会逐渐归属于新的社区并演化成新的利益群体，出身农村的“大学生”（甚至相关的伴随性社会流动者）与自己出身的乡土社会的联系逐渐弱化甚至断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了大量的这类事例。那些两代人举家流动的“大学生”家庭，已经与自己家乡少有联系，家乡只是暂时还保留着他们的故事或传说，但我们已经无法拿到他们的详细材料了。这种未曾预见的情况，使我们曾经想对这些大学生职后接受研究生教育等新的生存和发展样态通过调查来弄清楚的想法无法实现。高等教育引起农村智力流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使原本植根于乡土社会的诸多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化了。

4.智力流动与农村智力缺失和农村凋敝相伴随

高等教育促进人们跨地域和跨行业的智力流动，一方面使出身农村的部分人借助教育得以进入主流社会，实现自身地位提升和身份改变；另一方面又使农村中尤其是农民中缺乏教育精英，产生农村智力被剥夺现象，甚至造成农村政治权力难以有效继替的问题（现在在很多农村地区选举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都已经缺乏受过一定教育的合格人选）。与此同时，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产生农村人口的结构性流动，从而弱化农村智力流动后劲。此外，农村中恶化的社区教育环境（这是一个很值得担忧的问题），容易使会宁效应[12]愈演愈烈，导致农村教育的成功不是促进农村自身发展，而是与农村日益凋敝相伴随，其后果可能十分可怕。事实上，经济不均衡发展和农村智力精英缺失，在允许自由的社会流动背景下，广大农村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撂荒”现象和凋敝现象。

总而言之，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是智力流动的动力。就农村社会而言，由于农村社会与主流社会相比，一直处于地位不高、各种资源和资本也相对缺失的境地。因此，高等教育要对农村产生的强大动员力量，从农村群体角度看，需要高等教育引发乡村人对地位资源和权利、经济、文化和关系等新型资本的渴望，并且这种期待有转变为现实的可看见的可能性。所以，政策环境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高等教育对农村人口社会地位提升作用的发挥。恢复高考后文凭的多次冷热变化，对农村人追求高等教育的现实动机产生了复杂影响。可以肯定地说，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构性变迁必然使教育发生相应变化，进而影响高等教育对农村智力流动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度。高等教育对农村智力流动的积极影响，从根本上来说，其原初动力来自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其对农村智力流动作用的增强或作用方式的改变只不过是对社会积极或消极回应的不同表现而已。